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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训的生成分析
大学校训是大学文化的积淀和凝练，是在学校长期的办学实践和教学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在大学校训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社会背景和时代特色的影响，体现了大学校训的时代性。结合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大学校训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以及西方进步思潮的影响。
1.中国大学校训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大学文化作为以大学为载体的、特殊的文化形式，是在大学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与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密不可分，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其内容和形式与传统文化有着继承和发扬的关系。比如东南大学现在的校训“止于至善”就是出自于《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代表了中国古代哲人对大学（问）的深刻认识，即使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东南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倡议兴办的“三江师范学堂”，生源来自江苏、安徽、江西三省。1905年，校名改为“两江师范学堂”。1913年，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后改名为“南京工学院”。1988年复更名为“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的第一个校训是由时任“两江师范学堂”总监的书画家李瑞清于1905年亲笔书写，为“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第二个校训是由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江南硕儒江谦提出，为“诚”。第三个校训由1921年时任“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提出，为“诚朴、勤奋、求实”。第四个校训由1932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提出，为“诚、朴、雄、伟”。第五个校训为解放后提出的“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第六个校训是2002年百年校庆时恢复由第一任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曾提出的“止于至善”。
从东南大学102年的办学历史和校训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发展充满了曲折，和政局的变化息息相关，教育的独立地位还无法确立，从而办学的理念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从校训的理念性、独特性角度看，早期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中期的“诚朴”和现在的“止于至善”是各有特色的比较好的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源于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一书。其书名的涵义由清朝三山病夫在《菜根谭》原序中作了解释：“菜之为物，日用所不可少，以其有味也。但味由根发，故凡种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又古人云：“性定菜根香。”
夫菜根，弃物也，人多忽之，而菜根之香，非性定者莫喻，唯静心沉玩者，乃能得旨。中期的“诚朴”（包括江谦提出的“诚”）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现在台湾中央大学的校训仍为“诚朴”。可叹的是，当今的中国社会，诚信太缺失了，需大力提倡，大学应在这方面作出表率。
2.中国大学校训深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指导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处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这使得一些大学校训的形成深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言简意赅，但涵义丰富。最早出现在《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中，旨在鼓励人们努力追求知识，探索规律，寻求真理。而让中国人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的则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句话讲得很精辟，“实事求是”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具有光荣传统的、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的大学，选择“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校训，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为了培养党的革命干部，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其后又经历了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发展成为一所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和管理科学为主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从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到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在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革命和建设培养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的题词中，将陕北公学的培养目标作了这样的概括：“要造就一大批人……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毛泽东的题词为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校训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目标进行了本质的概括。此后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无不把自己的培养目标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学校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秉承着求真务实的作风，投身到教学、科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中。
3.中国大学校训受惠于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我国近现代大学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受到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国际环境和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大学的校训至少有四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为“爱国、民主、科学、进步”，这个版本的校训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
北京大学源自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变法维新、兴学图强的产物。北京大学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与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身处社会变革的最前沿。20世纪初期，北京大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深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一经提出就成为当时北大师生高举的两面旗帜。后来，又被当作学校的传统而保留下来，凝练成“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校训。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贡献”，这表明“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作为北大师生的精神写照、作为北大传统的凝练和积淀，已经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认同。然而，由于这个版本的校训只关注了北大“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忽视了北大“五四”之前的那段校史，被一些人称为北大精神而不是校训。
其余三个版本的校训包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曾经出现在北大校园的墙壁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师生，但是，因为其过于朴实、常见，多被当作北大的校风而不是校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是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开创了北京大学学术研究的繁荣局面，奠定了此后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后被凝练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被一些人当作北大的校训。笔者在西南联大的校史馆里看到第四个版本的北大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四个词出自儒家典籍《中庸》，除了“笃行”之外，其余的与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不谋而合，为了避免雷同，现在很少有人公开地把这四个词看作是北大的校训。
无论校外还是校内人员，对于北大的校训到底是什么都有争议，金开诚先生在《漫话校训》一文中写到，北大校训尚未“挂匾”，“假如能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既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有助于推动北大与时俱进的新校训来，那就能像清华、师大的校训那样成为醒目的精神标志，增强全校的进取意志和凝聚力量”，看来，如何定位北大的校训“值得北大的同志们来认真考虑”。
大学校训的社会功能
大学本身承担着教育功能、服务和引领社会的功能，因此，作为大学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的集中体现的大学校训的社会功能也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
1.在校训的感染和熏陶下，大学培养优秀的人才为社会服务。优秀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大学文化的熏陶和大学校训的影响。例如，培养了周恩来总理的南开大学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要求学生秉持为公的思想，胸怀家国，心忧天下，敢于承担责任，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同时也要努力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学好本领，报效国家，在努力发展自己和报效国家的同时要具有创新的精神。这就是南开大学校训的内涵。周恩来作为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先是在南开中学就读，留学日本后又重返天津，就读于南开大学文科，正是在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深受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校训熏陶的周恩来，很快投身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仔细地考究起来，清华大学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影响下，培养了一批批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服务。西方大学同样如此，哈佛大学到目前为止培养了6位美国总统、39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耶鲁大学培养了5位总统。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中外许多大学还培养出一（下转五八版中缝）大批知名的学者、世界级的学术带头人、文学家、思想家等，他们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２．校训所蕴涵的人文和科学精神影响甚至引领着社会进步。现代大学不仅仅是在适应社会的基础上服务社会，更是能动地引领社会的发展。１９７８年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百废待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掀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幕，这篇文章的主要撰稿人就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促进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对于党和政府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拨乱反正具有深远的意义，直接影响了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这种强调实践，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和本本出发的求真实务敦行的精神，与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教训、校风不无关系。
３．大学校训所代表的人格力量影响着国民性格的培养和生成。大学的许多校训体现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传播有利于社会健康人格的形成和构建。比如北京邮电大学的“厚德、博学、敬业、乐群”、河海大学的“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北京林业大学的“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早稻田大学的“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等等，提倡培养师生崇高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学生毕业后融入社会、教师在其社会活动中都无形地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其他人，使校训所代表的高尚人格和崇高精神在社会中传播，影响着国民性格的培养和生成。
附录：中外部分大学校训
（本文节选自《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一期，作者：丁艳红 陈怡 郑惠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