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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图书馆管理章程。例如，他制定的中央大学借书制度规定，学生、教职员以及部分校外人士分别办理不同的借书证：学生必须填写借书人存查单，并交两张二寸半身相片；教职人员须由教务处或总务处的来函证明方能领取借书证；校外人员应有正式介绍函经图书馆主任许可后，才能领取阅览证，不能借出馆外。还有，借书时需办理借书手续，将借书证交馆员查核登记，然后凭取书单取书；中西文图书需填写不同的借书清单；借书时限两星期，到期之前图书馆会登校刊通告并另发催书单；还书须将借书证交与借书处查核注销。并且对逾期不还者也制定了合理、细致的处罚，学生借书到期不还逾一日至三日者停止借书一星期，借书到期不还逾四日至一星期者停止借书两星期，借书到期不还逾七日至两星期者停止借书一个月，借书到期不还逾一月者即行停止借书。他还制定了预定图书制度，若某书已为他人借去，可先填写于取书单上，并注明住址，向借书处预定，等该书归还，即按照预定者之先后，通知预定者，限日来馆借取，过期即入藏。这些有关于图书流通的规则与制度，除技术条件不如今日，层次分块详细、条理清晰已与今日图书馆日常管理无异。
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1.任职清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馆长
1928年，洪先生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担任图书馆馆长，适逢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他对工程从筹划到确定图样、检查进度和质量、提出修改建议等方面都事必躬亲。他重视藏书建设，负责杭州“丰华堂”藏书的联络、商价，成功购进一批质量上乘的大收藏，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中的珍品。他建立新的管理秩序，补充人才，主持编制分类法、中文图书目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分类法至今仍在使用，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宝贵遗产。在清华大学图书馆100年馆庆时，他被认为是卓有贡献的几位馆长之一。
洪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成立了报刊组和参考咨询组，建立了书目、参考工具书中心，实现了期刊工作的一条龙服务；依旧重视古籍的采访购置工作，重点为丛书和方志，编印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书目》等十五种馆藏目录，使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这两类藏书具有雄厚基础。先生注重队伍建设，在图书馆开设了采购、编目、参考工具书、期刊、古籍等基础业务课程，给工作人员讲授图书馆理论和业务知识。1956年9月，洪先生向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提出建议，在全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促进高校藏书在各校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利用，此建议受到采纳。1957年年底，洪先生受教育部委托，负责主编《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他和黄维廉、何金铎等专家商议拟定了统一编目的标准和版式，以及联合目录的中、外文书名，并亲自承担一部分校对工作，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本目录是解放后第一本高校期刊联合目录，根据这本目录，各馆可以避免重复订购西文期刊并能有效地开展馆际互借，实现资源共享。
2.重视教育，著书立说
洪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专业，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1922年7月，洪先生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提出的“中学及师范应添设教学用图书方法课程”议案通过。洪先生也积极探索业余培训这一有效途径，以此更好地普及图书馆学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他身体力行，1923年就在东南大学开办图书馆暑期讲习班，自编讲义并担任主讲，为期一个月（7月15日到8月15日），每日授课两小时，入学者逾八十人，并在孟芳图书馆实习。1924年夏，洪先生又办一期暑期讲习班。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洪先生被公推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之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主任，主持图书馆暑期学校及短期培训班事宜，开设四门课程（图书馆学术辑要、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和分类法）。除课堂教学与在馆实习外，还到校外图书馆参观。考试成绩由实验、课堂笔记及参观报告综合评定，成绩合格者发放毕业证书。1926年夏，洪先生又主办了一期图书馆暑期学校，除亲自讲授图书馆行政、图书选购法、学校图书馆、图书馆使用法等课程，又请知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朱家治、王云五讲授编目法检字法,毕业学员二十余人。学员中何日章后来在台湾出任政治大学图书馆馆长多年，黄警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目骨干。
洪先生知识渊博，在图书馆学方面造诣尤深。他著述颇丰，可惜战乱频繁，多已散佚。现存著述中，最具影响的即《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是洪先生在东南大学暑期讲习班图书馆学讲义的基础上编撰而成。该书于1926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并于1933年和1935年两次重印，一部受众面较窄的学术著作在短短的数年内两次再版重印，可见其学术地位之重，社会影响之大。
该书最可贵的是总结中国图书馆工作经验及教授心得写成的专著，超越了以往图书馆学著作编译的痕迹，在图书馆学本土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后人高度评价为中国第一本论述图书馆管理的著作，是我国当时图书馆学主要教材之一。当年的《图书馆学季刊》一卷四期“新书推荐”专栏宣传该书的五大优点，即为著者本着自己学识经验之创作，而非翻译以成书，故议论记载比较能有真实之见解；立论务求翔实，列举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真切应用之方法，弃短求长，颇能详尽；对于整理中国图书馆之种种问题，叙述尤特殊注重；不墨守旧法亦不矜炫新奇，务采公正审慎之批评态度；编中插图表甚多，使读者有所验证，对于各项事实方法，易独明了之观察。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曾评价该书“不是西方图书馆学的翻版，而是从我国图书馆实际出发，结合现代图书馆要求而写出的一部方法指导书，在今天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该书突出了图书馆管理的实务，叙述详尽，全书对图书馆的创立和日常运作都有详细的介绍，大到图书馆创立筹备委员会的设置，人员安排、经费来源；小到图书馆的书桌、出纳台、报架、书架的具体尺寸和实物图样，专至卡片目录的实物图样等，对“私人捐助”表彰的六种方法等，无不详细备至，能够实物显示的都附有图示样张，并标明具体尺寸。如在图书馆建筑与设备中，应该有孟芳图书馆的建设体会，其提出的“先从内部之配合然后及于外部”“建筑除内部由图书家支配外，其方法则非建筑家莫属”等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图书的集中与分散问题，是高校图书馆普遍遇到的矛盾，难以妥善处理。1956年12月，洪先生在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图书分散使用与集中图书管理问题》的报告，洪先生认为由于一所学校图书来源复杂，或由图书馆、院系或个别教师订购，或由外界赠送与交换等方式，图书馆难以掌握学校准确的藏书情况。因此，为了搞好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图书供应工作，图书应由图书馆集中管理，应在图书馆统一领导下建立一个较好的统一出纳和阅览制度。但是，图书管理上应集中，使用上应分散。要做到图书的分散使用，只有设立分馆或系阅览室，在集中管理下，有计划有系统地将图书分散到可以发挥作用的地点。这样的管理方式至今仍在许多图书馆中实行。
此外，幸存下来的有专著《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概况》（1937）以及部分短篇论著如《二十年来之清华图书馆》《汉译西文书目索引序》《克特及其展开分类法》《清代藏书家考》《东南大学图书馆述要》《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索引序》《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序》《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目录序》《图书分类说明及其简表》等散见于《图书馆学季刊》《新教育杂志》《新南京周报》等，其中部分著作已由洪先生长子洪余庆搜集整理成《图书馆学论文集》一书，于1968年由台北华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3.投身社会，扩大影响
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由我国各教育机构联合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学术团体，陶行知任总干事。该社以调查教育情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之初，就把图书馆教育列为专门调查内容，陶行知委托洪先生展开学术教育调查，委托沈祖荣开展图书馆教育调查。改进社自1922年第一届年会开始，便设立图书馆教育组。洪先生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并与戴志骞、沈祖荣、杜定友等加入该会的图书馆教育组，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名义上最高的图书馆事业民间领导机构。中华教育改进社曾先后于1922年、1923年、1924年和1925年举行了四次重要的年会，洪先生积极参加并提出了相关图书馆事业改进的议案，并在第二、四次会议上任图书馆教育组分组会议主席。
在洪先生的倡议下，南京图书馆协会于1924年6月成立，洪先生任会长，会址设在东南大学图书馆。同年8月，江苏图书馆协会成立，洪先生担任会长。
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宣告成立，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沈祖荣、戴志骞、洪有丰、陶知行(行知)、袁同礼、丁文江、钟叔进、熊希龄、袁希涛、颜惠庆、余日章、王正廷15人当选董事。1929年1月28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顺利召开，洪先生参加“图书馆行政组”及“图书馆建筑组”分会，分别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应“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大学及教育厅聘请图书馆专家指导该省图书馆一切事宜”，及应“指导特约图书公司制造图书馆应用物品”的议案。在第一届年会上，洪先生被推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1925-28年设立董事部，1929年后改设为执行委员会、理事会），在此后召开的历届年会上，他又多次当选，并担任该会下设的教育委员会主任、出版委员会委员及编撰委员会主席等职。洪先生积极的社会活动和进言筹谋促进了江苏省地区图书馆的发展乃至全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
4.忠诚事业，提携后人
洪先生学贯中西、专业扎实、高瞻远瞩而又实事求是，是一位优秀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教育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图书馆事业从一而终、无限忠诚。他是一位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领导；一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下属；一位谦逊低调、真挚诚恳的良师益友。
1946年底，洪先生完成中央大学图书馆回迁南京的艰苦工作，并投身于图书馆舍重整，资料整理和开放工作。其间他还曾应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和台湾省教育厅长许恪士之邀，赴台湾讲学。1948年12月7日，洪先生给在台湾的儿子的信中说：“此间职务无法摆脱，所谓临难而逃，君子所不取也。”1949年2月2日，洪先生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一生清白无负人之处，所以处之泰然，我信果报之说，所以精神甚愉快，仍然以平常行事，这是我的人生观。”
郭秉文校长聘洪先生担任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时，图书馆发展很（下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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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成绩有目共睹。他在担 任政治大学图书馆馆长时，任劳任怨，深得 罗家伦先生的赏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 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 时，都聘请洪先生任馆长。在台北的洪先生 追思会上，罗家伦写下了“贞艰卫文物，风 义感朋侪”的挽联。
洪先生和陶行知是中学和金陵大学 的同学，两人感情很深，洪先生一直支持 陶先生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以及创办 南京晓庄师范的工作。洪先生从美国回 来，即寄住在陶先生家，后洪先生在相府 营6 号建成住所 “柏园”。陶先生辞去公 职，创办民众教育，一度住在洪先生家。胡 适和洪先生同是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祖 籍同是安徽绩溪，相互往来频繁，交谊深 厚。胡适在北大任教，每次南来都要到“柏 园”，徐养秋、方东美等名流常来此处聚集 畅谈，“柏园”成了南京文化人交流的重要 场所。
著名学者朱自清在清华任教授，洪先 生与他和张子高（注：时任清华教务长）就 图书馆的《丛书子目》编撰之事商讨，朱先 生在洪先生离开清华后代理馆长职务，图 书馆出版了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 目索引》，朱先生在序中特地指出了洪先生 的贡献。
著名图书馆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系原主任刘国钧先生，早在1917 年就与洪 先生相识，他在《敬悼洪范五先生》一文中 写道：“由于他的指引，我走上了图书馆学 这条路”。东南大学教育学系学生胡家健先 生，曾任中央大学总务长，1948 年后旅居香 港，担任香港中山图书馆董事、董事长长达 21 年，他也深受洪先生的感召和指引。在洪 先生诞辰100 周年之际，90 高年的他仍发 文纪念洪先生，忆及与胡适、洪范五聚会的 情景。
朱家治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以半工半 读的方式在金陵大学文科班学习，1919 年 洪先生出国，介绍朱家治兼任南高师图书 馆工作，朱先生1920 年毕业后正式入馆工 作。洪先生回国担任东南大学图书馆主任 后，大力改革，因朱家治先生的中、西文都 有较深的根底又熟悉图书馆的业务，成为 洪先生的得力助手，同时洪先生及家人给 予朱家治先生很多生活上的照顾。
施廷镛先生多年追随洪先生在高校图 书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工作， 他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古 籍书的整理、书目索引的编纂以及版本的 鉴别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清华大 学图书馆任中文图书编目主任时，在洪先 生支持下，改进中文图书分类法，并受命编 纂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 引》，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留下珍贵的食粮。 抗战胜利后，施廷镛家庭生计再次发生严 重危机之时，洪先生继续援手安排，施先生 才免失业之虞，他被聘至中央大学图书馆 负责中文编目业务。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金 陵大学等文、理科等整合，在金陵大学旧址 建立南京大学，施廷镛先生后来担任南京 大学图书馆业务副馆长；工科等整合，在中 央大学旧址建立南京工学院 （东南大学）， 朱家治先生后来担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业 务副馆长，两人都成为现代著名图书馆学 家。此外，洪先生指导帮助过的金平书、周 宗渭等诸位，也先后担任南京农学院图书 馆、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馆长。
四、结语
洪先生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 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 立等重大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洪先生的 图书馆研究与事业从未中断，他的思想 与实践在时代洪流中不断丰富，刻上鲜 明的时代烙印；洪先生也以他的毕生心 血，推动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书写 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的重要章节。 时代成就了洪先生的图书馆事业，洪先 生也用其毕生的心血在风云变迁的时代 固守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希望一代 又一代的图书馆界学者和工作人员将这 种精神传承下去。（上接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