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之无愧的光荣

　　笔者此前的3 篇文章之中，叙述了中 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 年7 月5 日在东 南大学校园成立，宣告了中国奥委会的诞 生。然而，这一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体育 史事件，此前何以未能引起历史学界和体 育界的关注呢？笔者有必要在这里利用详 实的史料，澄清几种错误的说法。
　　中国国家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里的 “会籍”，究竟是何时开始的，长期以来都被 体育史学界认为是1931 年。这源于这样一 个回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 年 当选中国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 （建国后曾担任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 席），1964 年说：“中国的体育组织正式和国 际奥委会发生关系是在1931 年，在这一年 国际奥委会承认我国的全国性体育组 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 奥委会……1931 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体协为 中国国家奥委会后，中国运动员就可以开 始参加奥运会了。”这一“1931 年说”，此前 几十年也一直成为了史学界的主流认识。
　　董守义是上世纪40 年代才开始任中 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的，他并不是协 进会早期历史的亲历人，并且他提出“1931 年”说也没有给出任何档案论据。
　　董守义之子董尔智是一名体育史学 者，他本身首先不赞同他父亲的意见。董尔 智从协进会的历史档案之中，查询到了 1930 年国际奥委会整理的国家奥委会一览 表，发现 “57 个国家奥委会名单中，有中 国”。这份一览表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会”总干事沈嗣良的通讯地址被记录为当 时“中国奥委会”的通讯处地址。他此前在 学术论文里指出，这份历史文献的发现让 “1931 年说”已不能成立。
　　笔者现又查看到国际奥委会1926 年4 月恢复发行的第一期公报 （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国际奥委会于1916 到1925 年之 间未发行公报），同样把“中华全国体育协 进会”总干事沈嗣良当时的通讯地址明确 记录为当时“中国奥委会”的通讯处地址。 这一珍贵档案显示：早在1926 年初时（距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东南大学成立仅一 年半）也记录有中国奥委会了。这更进一步 否认了“1931 年说”。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董守义最 早的回忆里，也承认1924 年 （即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成 立的那一年）已获得了国际奥委会 承认———1956 年3 月18 日的《人 民日报》刊发了“国际奥林匹克委 员会中国委员”董守义的回忆，提 到：“1924 年，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 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当 时它的名称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会’”。同年，新中国首本介绍奥运 知识的官方书籍《奥林匹克运动会 讲话》（人民体育出版社1956 年 版）。该书第14 页也有记载：“1924 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了前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林 匹克委员会”。后来在1958 年出版的《中国 体育史参考资料第4 辑》里，收录了董守义 的回忆文章《我国近代运动竞赛规则》（署名 用了笔名“君由”），其中也明确提到了，1924 年“中华全国体协成立之后，曾为国际奥林 匹克委员会所承认，是奥委会成员之一”。
　　这个“1924 年说”，与前述的历史文献 可以吻合。然而，又有部分体育史学者认 为，1922 年国际奥委会已接受承认了中国 的奥委会。1922 年距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会”成立还有两年，那一年究竟是什么组织 被“承认”的呢？
　　这是一个民国初年控制中国体育事业 的外国人士发起的、名叫“中华业余运动联 合会”一个体育组织。1922 年4 月3 日该组 织在北京成立。部分中国体育界名流在其 中挂名担任委员（著名体育先驱、南开大学 创始人张伯苓挂名会长），但会务实际都归 外国人士操控。
　　这个组织其实并非正式的全国体育机 关。这个归美国人负责的体育组织没有报 备当时的中国政府进行正式登记，本身也 没有地方组织的根基，当然不能成为中国 体育的代表，国内体育人士普遍否认中华 业余运动联合会为中国的体育总机关，称 “该会组织时，未函请国内各运动团体派代 表与会，形同虚设”。
　　而该会本身也不认为自己属于正式的全 国体育机关。1922 年8 月，该会发起人之一、 美国人麦克乐在《体育季刊》上即自己坦承： “这一个机关，不能单独组织全国的运动”。
　　该会名义上的会长张伯苓于1924 年5 月也向体育界人士宣布，中华业余运动联 合会“本属临时组织，可随时取消”。于是， 曾任民国奥委会秘书长、民国体育界领袖 之一沈嗣良，后来代表官方这么记述“中华 全国体育协进会”作为“全国合法的体育机 关”而成立的背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 会）实际上全由青年协会干事、美（国）人葛 雷博士主持……热心人士乃盛倡国人自 主，亟应组织全国合法的体育机关”。
　　1924 年7 月5 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校园成立后，有“中国奥运第一人”美誉、此前担任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会长的张伯苓，随即在组织成立处———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内发言宣布：
　　“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他使用“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这一个词语，本身也否认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正式性。
　　更为关键的是，就在中华全 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的1924 年，中 国网球选手曾在上半年计划参加 5 月7 日开幕的第八届巴黎奥运 会。组织网球选手参加的并非中 国的奥委会组织，而是一个名叫 “远东运动会中国竞赛委员会”的组织（见 《我国网球家加入世界运动讯》，《申报》 1924 年2 月24 日，第十四版；《万国运动会 之沪闻》《申报》1924 年3 月12 日）。该组织 又称“远东运动会中国委员会”、“远东运动 会中国部”，一直都是由在华外国体育人士 把持，此时是美国人葛雷独立负责的。这一 纪录更显示，在1924 年7 月5 日中华全国 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前，中国并无自己的国 家奥委会。追溯中国奥委会的光荣诞生地， 当之无愧属于国立东南大学的校园。（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