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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时三年多，由潘谷西先生口述、李海清和 单踊老师编写的《一隅之耕》已于日前由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正式出版，“建筑名家口述史丛书”新添力作。潘 谷西先生1928 年生于江苏南汇（今属上海），是东南大 学建筑学院资深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和风景 园林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也是我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和 建筑教育家。《一隅之耕》是一部建筑学者回忆自己所走 过的学术道路的口述历史体裁的小书。本报今节选其中 部分重要内容，分期介绍潘谷西先生学术研究的心路历 程———从“父母之命”到倾情投入，以飨读者。
在一次项目评审会上，一位相识的老规划局长问我， 你这一生有哪些成就。我回答说，自己这一辈子就干了三 件事：做了几个工程，写了几本书，带了一批学生。这是原 话，也是大实话。著书立说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 式，也是学者的本分。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从园林到理景，二是以明代建筑为主体的中国古 代建筑史，三是宋《营造法式》。
搞建筑史研究，我起先并没有多大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纯属“父母之命”。一开始主要是建筑史教学，后来受命 参加刘敦桢先生的苏州园林研究，才逐渐深入了解，慢慢 投入进去。记得有一次，刘先生专门找我谈话，说你应该写 文章，文章发表了，才好升副教授、升教授，没有成果是不 行的。当时觉得怪怪的，这事情怎会变成这样的呢？做一个 教师，把书教好不就行了吗？另一方面，我的注意力在建筑 设计上，对写文章并不在意，所以是没大听进去。后来因为 建筑史教学的需要，自己必须系统读书，读有关建筑史研 究的原始文献，分类型、按批次地阅读，比如住宅建筑、宗 教建筑、城市、园林等。再后来我自己开始指导研究生，给 他们开书单，也是基于先前自己大量的阅读积累。我就是 这样慢慢进入了建筑史研究的状态，并不是一开始就很积 极，决心要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多大成就，而是教学工作 迫使我投入进去，逐渐搞起来的。
1.从园林到理景
1952 年院系调整之后，学习苏联，系里成立教研组。 一开始是三个教研室，设计、技术和美术。大部分教师在设 计教研组，像刘先生、我和齐康等。我们助教的工作就是协 助教授开展教学，岗位并不固定在哪一门课程上。我辅导 过建筑设计、投影几何以及中国建筑史。所以一开始挑选 我和齐康去跟刘先生搞苏州园林研究，是要我们指导“中 国建筑研究室”南京分室的年轻人画图———那时候，华东 建筑设计公司派过来的员工几乎都是绘图 员出身，没有接受过高等建筑教育。记得刘 先生曾要求我们画几张园林的图给他们示 范，我画了一张网师园的西立面，国画风格 的；齐康画了一张园林透视图，是钢笔画风 格的。
后来齐康被派到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 会，跟随苏联专家阿谢普科夫，进修城市规 划，大约到1957 年初才回来。所以他就脱 离了苏州园林研究。为了苏州园林研究，刘 先生虽然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但画 图就只能靠研究室的人，总是一遍遍改进 才能搞出来。他们画民居、古建筑还行，但 画园林的图就很难了，尤其是配景。直到 1959 年，叶菊华、詹永伟、金启英和吕国刚 4 人毕业加入进来，画图方面的总体水平 终于有了提高。1962 年又分进来杜顺宝、陈湘等4 位，直 至1965 年初研究室解散。苏州园林的写作班子，主要有 我、刘先觉、沈国尧、乐卫中和叶菊华。刘先生大致是给我 们这样分配任务的：我负责绪论，沈国尧写布局，后来我也 参与了写布局，刘先觉写建筑，乐卫中写花木，叶菊华写理 水。另有十几个实例，各人分头撰写若干。刘先生亲自动笔 写了“山石”这一部分。写作过程中，总是结合参观、讨论反 复修改。
我第一次跟刘先生去看苏州园林，到了现场，实在是不 感兴趣：我们早已习惯于国外期刊杂志上看到的西式园林， 大片草坪上修剪成几何图案的灌木，开阔整齐，再有喷泉、 水池等。苏州园林呢，虽然已经是1953 年了，但很多都没有 管理和整修。譬如狮子林，那么多石头乱七八糟地堆在一 起，拥挤不堪；留园更是破破烂烂，枯树倒卧，落叶纷乱，一 片颓败景象。尤其是它的主厅“五峰仙馆”，室内装修破坏殆 尽，徒有屋架、四壁，门窗尽失，屋顶损坏处还透着天光，连 屋架结构的木柱都已变形。原来这里曾被国民党军队用作 马厩，木柱靠近地面部分长期被军马踢、蹭，逐渐变细，断面 居然由圆形变成不规则的锥形了。除拙政园、网师园等处开 放以外，其他园林的时运大体如此：产权、使用权和管理权 原属私人，一解放全都归了公，但并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 管养，更谈不上对社会开放，基本处于破败不堪的境地。
总体上看，对苏州园林印象很不好，拥挤不堪，毫无美 感。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认识条件和思想状态下进入研究 的。可以说，第一印象很糟，根本没有感情，完全是受“父母 之命”，才不得已“成婚”。但“结婚”以后，经过逐步了解，也 慢慢建立起感情：深入考察苏州园林之后，发现其中还是 有些奥妙。因为安排我写的有园林的布局问题，就是在空 间设计处理上，讲究小中见大、欲扬先抑等，这些手法还是 很有些道理的。小中见大，就是要在局促的空间里创造出 宽敞的感受来，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这是东方人处理 空间问题的想法和手法，以及审美趣味和实践智慧，这和 西方园林的那一套思路、方法和效果实在是大异其趣的。
1955 年教育部在南京工学院组织了一次科学报告会 （图1），我写了《苏州园林的布局问题》一文，并在会上做 了发言，后来发表在《南京工学院学报》上。以此为基础，又 进一步发展为 《苏州园林的观赏点和观赏路线》，1962 年 发表在《建筑学报》上。前后经过八九年的摸索，才算找到 门径。后来又有持续多年的积累和思考，逐渐凝练成“江南 理景艺术”的研究思路。我切入园林研究的着眼点是空间 和设计，而不仅限于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无论是空间布 局、观赏点的组织、观赏对象的琢磨以及观赏路线的筹划 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关注的焦点都在于怎样设计，这一指 导思想几乎贯彻在我全部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工作中。 所以，我在文献考证方面下的功夫并不太多，因为原本兴 趣也不在这一方面。我对于文献的研究和使用是有针对性 的，需要证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或分析、归纳时，才会依据 线索、有的放矢地搜集和查阅资料，把问题搞清楚。我的读 书方法是“查书”，即根据研究和项目的需要，确立范围和 问题，然后再系统地研读有关资料。
可以这样看，我进入建筑史研究，苏州园林是早期切 入口，而建筑史教学是后期切入口。文革之前，我主要是上 设计课，建筑史教学方面，只是辅助刘先生，没做多少事。 唯一具体承担过的任务，是1956 年给夏祖华她们那一班 讲过清式建筑做法。那时候学苏联，对建筑史教学很重视， 五年制有三个学期的中建史课，历史要讲两个学期，工程 做法再专门讲一个学期。我真正开始独当一面地讲授中建 史课程，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情。那时候刘先生已经去世 了，没办法，逼上梁山。要讲课，就要备课，就要大量阅读和 思考，就再也不能三心二意，置身于建筑史研究之外了。必 须要全身心投入进来，要考虑问题，要进行研究。就是这 样，被逼出来的。
苏州园林研究和建筑史教学，二者有个具体结合点， 就是和刘先觉一道编撰《江南园林图录·庭院》（图2）。那 时候学苏联，重视测绘教学，二年级结束时我们针对建筑 学专业特点，关注建筑环境，选题聚焦于“庭院”空间的景 观及其物质构成。就循着这条线索，选择了苏州和扬州的 三四十个经典案例，带领学生做测绘，干了五六届，才积攒 了数量和质量都比较可观的成果，并着手筹划出版。这件 事是由刘先觉具体张罗的，他当时联系在安庆制作印刷用 的锌版，质量挺好，他自己坐船去把锌版运回南京来。但恰 巧赶上1964 年“设计革命”运动，上面号召“下楼出院”，搞 现场设计、边设计边施工，建筑设计人员大多被派到工地 上。在那种政治氛围中，谁敢出这样的书？直到文革结束以 后，才得以印出四千册，反响很好，这是我的第一本教研著 作。当时因为拿书号很困难，是由南京工学院印刷厂排版 印刷的，没有书号，作为内部资料发行，封面上的“江南园 林图录·庭院”的书名是项秉仁自告奋勇以毛笔写成。他在 里面也画了两张图，一是西湖的三潭映月，还有留园的冠 云峰所在的庭院，立面图和剖面图都有。他画这些图的时 候，还是毕业班学生，很有才华。我记得钱祖仁也画过几张 图。印出来之后很快就售罄，甚至远在美国的张雅青、喻维 国夫妇写信来要这本书，我没敢答应，因为是非正式出版 物，在那个时候是不能随便寄往海外的。
这本书里的部分图版后来在我主编的 《江南理景艺 术》中也使用过，并获了奖。东南大学出版社有一位编辑看 了《江南园林图录·庭院》原书，问能否再次印刷出版，于是 又搞出了现在的最新版本，即《江南园林图录：庭院·景观 建筑》，是2007 重新修订之后正式出版的。为此，刘先觉又 增补了一些新的照片，文字论述部分也增加了不少。他在 这次修订中做了主要的工作，所以我坚持请他署名在前。
在这本书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方法，比如庭院 空间的剖视图，前景建筑会挡住院内的景观，而我们则把前 景建筑切掉，以利于展示庭院内的景物，令人耳目一新，这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建筑研究室的人，后来他们也开 始用这个方法（图3）。当然，我们也吸取了别人的成功经验， 比如有一次在苏州测绘时，巧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 来写生，他们画得很细腻，连平面上灌木的叶子都画了出 来，夸张一些，可以区分不同的树种，而我们之前都是画枯 树；另外，他们把砖作铺地满铺画出来，装饰性很强。这些都 很丰富、细腻地表达了园林空间的物质构成。我们借鉴了他 们的表现方法，园林测绘图不仅画得更加精美，而且满足了 建筑学科自身的诉求，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图4）。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