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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者：卢爷爷，请问您什么时候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对南京印象如何？
卢国纪：我1948年8月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的校区上过三年学，在南京四牌楼校区上过一年学。我对南京的印象特别深。南京的行道树很好，绿树成荫，走在上学的路上，觉得南京太美了。2004年去过一次南京，可惜现在不行，因为2005年摔了一跤，造成骨折，走路不太方便，没有办法去南京了。我对南京有非常深的感情。
2016年，南京决定授予我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因此我非常高兴。我请你们代我问候南京市的领导和全体人民。希望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也希望我的母校（现在的东南大学）越来越好。去年，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签名，给我写了一封信，认为我永远都是南京市市民。
我一直觉得我有两个故乡，第一个是重庆，第二个就是南京。这两个故乡我都非常热爱。任何一个人都爱故乡。当年，我是从水路坐船从重庆沿江而下到达南京，然后从中山码头步行到学校。在南京，我最想再走一遍的路就是经过山西路到四牌楼。我的姐妹们都在金陵大学念书，也是步行上学。我在这里还很怀念的是，在星期天和朋友一起到玄武湖划船，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些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面。
2、记者：您还记得当时在学校里生活的一些情况吗？
卢国纪：记得。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柏溪的一处偏僻的小地方建了一个分校。我一年级就在柏溪上课。上工学、理学都要学习高等数学，我免学，因为我都是考一百分。在柏溪校区的时候，由于我免学高等数学，所以星期六就有了空闲，我就坐船回到重庆家里，星期一下午有课，我就坐船回柏溪。当时民生公司的船，是木船，开得比较慢，我们叫做“地漂”。在柏溪上学，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住在很偏僻的地方，吃饭就在一个大石头上。但我觉得中央大学是很不错的学校。难怪我的父亲，在我报考的四个大学中一定要我去中央大学。前几个学校的成绩出来了，父亲不急不躁，他就一直等中央大学发榜，结果中央大学发榜了，我考了中央大学工学院第一名。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中央大学有了深厚的感情。
3、记者：在淞沪会战时期，您的父亲卢作孚先生帮助国立中央大学大撤退，这段故事您能和我们讲解一下吗？
卢国纪：当时，罗家伦校长找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当即确定第一个撤退的大学就是中央大学，然后是金陵大学。当时的秩序就是这样。他首先确定搬迁中央大学，因为中央大学当时是全国最高学府，所以必须把中央大学迁走。
4、记者：在宜昌大撤退的时候，您父亲在里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能和我们讲讲吗？
卢国纪：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而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苏州、武汉等地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
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武汉，10月24日武汉沦陷。我的父亲在10月22日将最后一批机械设备装上轮船，然后坐飞机飞到宜昌。
他到宜昌一看，一片混乱，三万多等待撤退的人民群众已经堵塞在宜昌街头，九万多吨机械设备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兵器工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江边。这些机械设备都是国家的命脉，一旦落入敌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而那时宜昌只有四十多天就到枯水季节，一旦到了枯水季节，大船不能走，就完全不能撤退了。民生公司船只有限，要把大量的货物运到重庆，采用通行的办法耽误的时间太长，必须加强组织，扩大运力。我的父亲于10月22日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连夜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撤退办法，采取在枯水季节使用的“三段航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否则来不及撤退。“三段航行”的意思是最重和最重要的机械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历时六天；不太重要的机器设备运到万州就卸下来，再用其它船只转运，时间缩短一半，只要三天；更不重要的运进三峡就卸下。所有进程均由我父亲一人指挥。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日日夜夜片刻不离，通宵都在指挥。四十天过去了，宜昌的人民群众和机械设备全部运走了。
运走的机械设备很快在重庆四周投入使用，对巩固工业基地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重新生产的武器被运往前线。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
撤退之后，1939年初，宜昌沦陷，中国军队正在湖南与日军展开长沙大会战。没有后勤部队，如何作战，我的父亲亲自到现场探查，不到一个月就动员民工开始了水陆联运。水陆联运就是民生公司的船把军队、军火、粮食运到港口，然后民工将东西背上山，装上汽车运送到前线，从而确保中国军队在长沙大会战取得胜利。
从1939年起，日军开始集中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民生公司的主力船只被炸沉炸毁16艘，船员被炸死117人，因工致残76人。但民生公司职工仍然勇往直前，不怕牺牲，谱写出了壮丽的诗篇。1940、1941年两年，我的父亲全力修建从川西到川东的公路，以期将川西的物资运到重庆，加工后以供应前线的需求。1941年的夏天，我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因为心脏间歇性跳动，医生建议必须卧床休息，而重庆的存粮却只够两个月，一旦粮食断绝，不但重庆将引起混乱，前方也没有粮食。就在这时，国民政府让我父亲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我的父亲不顾身体，毅然接受职务。
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5、记者：您父亲在中央大学西迁的这段经历在以后的日子里有跟您提过吗？
卢国纪：他不提。因为他从来不将他做过的那些贡献跟我们讲，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
6、记者：您如何看待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
卢国纪：是这样的，国立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我了解并不多。因为那时我才上中学，我的父亲很少讲起这件事。他在家里面从来不讲。直到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父亲要我一定要报考中央大学，我才了解到中央大学，并服从了他的意见。我的父亲不幸去世后，我就一直怀念父亲，也一直怀念中央大学，也怀念南京。
7、记者：当年飞机来轰炸时，您对躲防空洞的记忆还有吗？
卢国纪：我的父亲通宵都在工作，不回家，后来因为日本飞机晚上也轰炸，重庆实行灯火管制，他晚上就不去公司了。我的父亲有非常高的爱国热情，有一次，我们没有进入防空洞，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就到重庆郊区的一个崖上，全家人坐车到山崖上，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金黄色的稻田旁边，我的父亲给我们讲学习，讲工作。最后，突然问我们：“世界上什么花最香？”我们都说稻花。我的父亲笑了。因为稻子熟了，老百姓有粮食吃了。他心里想的，全是老百姓。
1941年，我和我的哥哥跟着我的父亲一起去成都，在中途，我的父亲停下来，准备到一个老朋友的糖厂去。我父亲的老朋友带我们看甘蔗进机器到变成白砂糖的过程。出了厂房，我的父亲就跟我和哥哥说：“你们知不知道厂长的情况，他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学习制糖，他完全可以到上海这些地方开糖厂。”那时我的父亲是四川省的建设厅厅长，我的父亲请他到四川来，四川那时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业的城市，那个厂长却来了。
从厂里出来，我的父亲就对我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一个人要在工作上和人比，不要在生活上和人比，即使做一个邮差，也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邮差。”这段话，我一直记在脑海里。我在民生公司也常常讲。
我在民生公司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然重庆市委让我来恢复民生公司，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