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与梅庵叙事

一、梅庵与东大艺术教育概貌

梅庵作为东南大学乃至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的滥觞与传承之所，见证了东大发端于李瑞清及后续影响下的艺术教育历史。1906年两江师范学堂时期，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李瑞清开设图画手工专修科，开我国现代艺术教育之先河。1916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校长江谦恢复图画手工科，1918年改称工艺专修科。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时期，由原来的工艺专修科改为艺术科，1938年改为艺术专修科，1941年改为艺术学系，学制五年，艺术教育薪火相传。东大艺术教育的历史上，在四牌楼的六朝松和梅庵下，先后云集了许多艺术大师执教于此，如音乐教育家李叔同，戏曲研究和教育家吴梅，美学大师宗白华，绘画大师张大千、徐悲鸿、吕凤子、陈之佛、傅抱石、吴作人、黄君璧等，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在艺术派别上，诞生传承了李瑞清创始的民国李派书法，王燕卿为代表的梅庵琴派，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傅抱石开创的新金陵山水画派，陈之佛开创的新院体画派，李剑晨、杨廷宝、童雋等开创的建筑水彩教育体系。

1952年院系调整后，原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资源划分到诸多高校。在四牌楼校区的南京工学院经过一段时期后逐渐寻求恢复艺术教育，梅庵也因新时期的艺术教育得以延续文脉。1994年，东南大学成立艺术学系，稍后成立现代艺术设计研究中心(2004年改为艺术传播系)。1998年，建立了我国首个艺术学博士点，全面恢复艺术学科。2006年，东南大学在原艺术学系、艺术传播系的基础上组建艺术学院，由艺术传播系、艺术学系、艺术设计系构成，拥有二级学科艺术学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推动艺术学科的发展。2007年东南大学艺术学被教育部增列为国家重点学科，该学科是截至目前全国唯一一家属于艺术学理论的国家重点学科。2012年，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所发布的全国一级学科排行榜中，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学科排名全国第一。2017年，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被列为A+级学科，成为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学科。

二、李瑞清与梅庵叙事

在东大艺术教育史上，正是以纪念李瑞清的梅庵为文化标记，后续形成了悠久的艺术教育传统，因此李瑞清及梅庵的叙事即为东大艺术教育的源流。晚清著名学者李瑞清(1867—1920)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清末民初诗人、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李瑞清，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晚号清道人，玉梅花庵主，戏号李百蟹，江西抚州人，1905—1911年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辛亥革命爆发后，李瑞清辞去学堂监督职务，迁居上海。1920年逝世，遗体葬于南京牛首山。

李瑞清所主持的两江师范学堂应运而生于图强思变的清末中国。1901年，经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奏，清朝酝酿新学制，翌年颁布壬寅学制，再一年颁布癸卯学制，之后开始实施。1902年，新学承替，以哺育文明的师范学堂取代旧式江宁府学，在明朝国子监旧址建立三江优级师范学堂。时学堂名称意义不清，因省界等诸多问题常生纠纷，遂于1906年易名两江师范学堂。李瑞清任学堂总督后，立志以教育救国开发民智，认为“自古以来，未有无学而国不亡，有学而国不兴者”，并大力推进改革，由此两江师范学堂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学府。他自勉“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俭朴、勤奋、诚笃”为校风，倡导“匡时而振俗”，主张融会贯通中西之学以造就“中国之培根、笛卡尔”。

李瑞清成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先驱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其人通诗、书、画，尤精书法，对殷墟、周、秦、两汉至六朝文字皆有研究，被称为“北派之杰”，为一代书法宗师，与曾熙的南宗颉颃，世有“北李南曾”之说;诗歌方面，李瑞清属“汉魏六朝诗派”，在近代诗坛上占有重要一席;其国画技法亦造诣极深，在画派中别具风格;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既知国耻，又不惜向强敌学习兴国救国的态度，他援引东京高等示范设立图画手工科的先例，向清廷学部奏请在两江师范学堂首创图画手工科，设置了画室及工场，并亲自讲授国画课，增设音乐科，“是我国高校设美术系科的创始人，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美术师资”，开创了我国高等师范学校设立艺术专科的先河，其后清廷颁布 《通行各种优级师范选课章程》，规定图画手工选科为必修课程，以两江师范学堂为典范，各地学堂纷纷仿效。至1909年，两江师范学堂培养的图画手工科学生先后毕业，吕凤子等69人分派各省。同时作为一代书画艺术大家，李瑞清也是我国最早在大学里开设书法课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书法家胡小石、李仲乾、黄鸿图皆出门下。

1916年，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因景仰李瑞清的为人和办学之功，决定建草堂以作纪念。草堂选址于孙吴时期皇家宫苑的六朝松畔，以带皮松木为梁架，建茅屋三间，草堂周围植以梅树，取名“梅庵”。取名梅庵是因为李瑞清号梅庵，而梅庵别号的来历则源于李瑞清和他的三任妻子的故事。李父的至交好友余祚馨欣赏李瑞清的才华，便将大女儿余花仙婚配给李瑞清，但余花仙未婚早逝。之后，第六个女儿余梅仙代余花仙出嫁，婚后夫妻情笃，一家和乐，但两年多余梅仙又去世。余祚馨视李瑞清如己出，再次将第七个女儿余玉仙许配给他，不久余玉仙也不幸早逝。经此三番打击，李瑞清发誓终身不再婚娶，为追怀亡妻、寄寓哀思，他把姐妹三人合葬在一起，在草地上栽上梅花，是名“玉梅花庵”。 他取号“梅庵”“梅痴”，并刻有“阿梅”章，以“玉梅花庵”作为自己的斋名，文章中多署 “梅庵”“阿梅”“玉梅花庵”“梅庵先生”等名号，他的《春日元配余梅仙墓下作》和《邓尉看梅悼逝》，也表达了他对余氏姐妹尤其是对余梅仙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此后，李瑞清把余生都投入书画绘画以及教育上，并成为名师大家。因此，“梅庵”二字既是李瑞清纪念亡妻别号，也饱含东大纪念李瑞清之深意。

三、梅庵琴派与东大传承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在旋律、曲目、技法、音乐思想方面达到极高水平，是传统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尤其是其代表了中国文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活追求，蕴含着“君子之道”的传统人文精神，彰显了国泰民安和自我完善的理想信念和人与物天人一体、乐与思相融的达观境界，因而琴乐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中国古琴的演进传承历史进程中，20世纪初期因诞生且传习于今东大六朝松下的梅庵而得名的梅庵琴派是其重要流派之一，该流派肇始于清末，创始者是山东诸城人王宾鲁 (字燕卿)，他采诸城琴艺，融民乐西乐，衡古今而成派。在历史上，梅庵琴派是数千年中国古琴历史长河中最年轻的流派，也是现代最有活力的古琴流派。

王燕卿生于山东诸城王氏家族，该家族世代都有善琴传人，王燕卿从小深受古琴音乐熏陶，并潜心研习古琴，经数十年后，创立了个人的独特风格而自成一家，流传至后世。其历程已在其《梅庵琴谱》的自序中写到:“宾鲁青齐下士，家近诸冯，诵读之暇，每念吾家自高祖以次，于操缦一道，代有传人，窃不揣固陋，勉步后程，乃于家藏书籍中搜求，复乞伯叔兄弟，共得琴谱全部十八种，残篇六种，抄录零锦若干，昼夜研究，未能得其万一，又佐以 《礼记》《汉书》《来子易注》《纪氏丛书》，推其数以穷其理，殚精竭虑，数易星霜未得其奥妙。嗣携琴访友，纵横于海岱之间近三十年，恒赖诸名流多方指教，自问始有进境，觉此道可以养吾神气，陶吾性情，月夕风晨，诚不可须臾离也。”

1916年9月，康有为在山东祭孔于曲阜并登临泰山，然后南下。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姓名录》载，王燕卿“曾办山东行营收发局并署圣公府随朝伴官”，并可能因此机缘得以与康有为相识，与他随行，抵达南京后受到江谦的邀请去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王燕卿抚琴一曲后，江谦极力邀请他留校任教，传授琴学。王燕卿最终答应，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梅庵设帐教授古琴，与琵琶家沈肇州一并传授“国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近代高等学府从事古琴教育的古琴家，开高等院校古琴教育之先河。当时传授琴艺并未设立专门学系，而面向全校学生自由学习，王燕卿每日授课于六朝松下的梅庵，鼓琴于梅庵桐荫之下。在众多的学生中，徐立孙和邵大苏是得到王燕卿心传的弟子，从而开启了梅庵琴派的源头，并逐渐形成以王燕卿与徐立孙为代表人物，以南京高师学生为主体的琴派群体。

1921年王燕卿病逝后，弟子徐立孙与邵大苏将王燕卿所遗留的《龙吟观残谱》重写编述、校订，而易其名为《梅庵琴谱》(1931年刊行)，是为纪念王燕卿在梅庵传授琴艺之故，而“梅庵琴派”也由此而得名。梅庵琴派之所以能兴起并自成一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王燕卿既对古琴音律有深切的研究，对于现代音乐的节奏、旋律也有创新，尤其是对旧曲之改编，更有独到、传神之处，徐立孙后来总结出王燕卿在演奏技巧方面的七点革新:琴谱点拍;指法服从于琴曲内容，吟猱滑动不拘成法，以实际效果为准;左手肉、甲音技巧;右手指法技巧;灵活运用“伏”法;以一气呵成为主;安弦、和弦的独到之处。其二，梅庵所传诸谱具有其历史地位和贡献，如《关山月》《玉楼春晓》《秋夜长》《长门怨》等曲，都是在历代传世各谱中未见者，且 《风雷引》《平沙落雁》《捣衣》《搔首问天》等也多经王燕卿所增益、改编。王燕卿病逝后不久，南高师改组为东南大学。学校内的琴学传统尚延续了一段时间。1926年春在无锡举行的东南大学音乐会中，有“童君之古琴独奏《秋江夜泊》曲”，“指法干净，节奏自然”，正是王燕卿一脉所传。1929年沈肇州的去世，直接促发了徐立孙、邵大苏于该年夏天成立梅庵琴社，“纪念两师，以古琴为主，琵琶副焉”，徐立孙在其《勤俭堂选著》(著于1963年)文集自序中还有如下叙述，表达了梅庵琴派之后的传承与发展:“1929年与同里邵君大苏组织梅庵琴社，引掖后进，以杨泽章、陈心园、夏沛霖、刘琴子、吕德宽及侄女遂儿为最优。陈、杨二君能得‘琴操神韵’，夏君精造琴，吕君精琵琶，遂儿尤精西乐。抗战胜利后，至沪上任教职，与刘琴子把晤，心情为之一畅。不久又得同里朱惜辰，朱君已从陈心园学琴得其大要，乃为重加整理，技大进。1949年后回里服务，得复与陈心园、李宝林等聚首，又得刘松樵及其子赤城，其侄本初，及卢介兰、汪锡恒等，皆先从心园游者，余复为整理，女慰子霖亦从学琴，及王永昌从学琵琶皆有所成。近复得女弟子邵媻世初学于松樵，余复为进而益之……”

百余年来,梅庵琴派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培养了大批琴家,并流行全国、远播海外,成为我国当代影响卓著的古琴流派。中央大学期间,梅庵内设有音乐系琴房。2017年是梅庵琴派诞生百年,一年之后,东南大学的古琴传承项目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古琴的传承创新使梅庵琴派延续文脉、焕发新生。

本文节选自《东南大学历史文化源流：百年梅庵的艺术传承与革命记忆》（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