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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刚过去，我们很自然地要回顾一下20世纪整个中国哲学所走过的道路，也要展望一下21世纪未来发展的趋向。20世纪中国的哲学是在和西方哲学相互结合、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跟西方哲学紧密相联的。如果离开了西方哲学，孤立地谈中国哲学，那就很难看出中国哲学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是个什么样子，很难看出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国际思想发展中所处的地位。
大体上来讲，无论是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是在西方哲学史上，都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就是说，把人和世界的关系看成人是主体，把自然，把人以外的东西看成是被认识、被征服的对象和客体。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认识，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然后根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去征服自然、征服客体，让这个客体为我所用。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主客的统一，或者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人是个思维者，外面是存在，这两者本来是对立起来的，通过认识，通过征服，主客就统一起来了。譬如说，愚公移山，门前有一座大山，那是客观的、自然的东西，我要走过去，但这座大山挡着我。我这个主体和大山这个客体就处于一种对立的地位。于是我了解一下山的规律，把山移走的规律，认识清楚之后，我就动手把这个山移走。移走了，我一出门就方便了。这样就达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种思维方式，不是强调人和自然、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这两者的对立，不是强调认识论，而是强调人和世界本来是融合在一起的，着重讲人生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不是强调人怎么去认识并征服自然，而是强调人在这世界上的意义，强调人生的价值。
中国、西方都有这两种方式，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中西哲学史上所走的步伐、进度、阶段性表现得不一样。西方在古希腊早期的时候，主要是第二种方式，就是在纪元前5世纪以前，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分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不强调讲认识论的，是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当作合二为一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就开始有一些把主体和客体区分开来的思路，但还是初步的。明确地把人和非人的东西、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划分开来，二元对立，明确地强调我这个主体要征服客体、认识客体，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在16、17世纪建立起来的。如果要找一个标志的话，就是从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的哲学开始的。这个思想，主要是跟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强调人怎么样去认识客体、认识自然。这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苏格拉底、柏拉图已经开了一个先河，但是明确的“主体—客体”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一直到笛卡尔才开始。笛卡尔也有他的思想的背景，就是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有两大发现，一个是发现了人，一个是发现了自然，这是相对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而言的。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统治之下，自然是不被重视的，个人的人权、个人的尊严也是不被重视的，都被神权压制住了。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神权的统治，人认识到“我”的尊严以及认识自然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人权的思想就发扬起来了，自然也被尊重了。所以文艺复兴以后，就有所谓人文主义，有所谓自然哲学，就是强调人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有了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到了笛卡尔哲学史上就概括成一个公式，就是“主体—客体”。这个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他的一句名言开始的：“我思故我在”。“在”就是存在，“思”就是思维着的主体。过去神权统治一切，是不允许人怀疑的，笛卡尔说我要怀疑一切。外面的树是不是存在，山是不是存在，上帝是不是存在，这些我都可以怀疑；但是有一点是不可以怀疑的，就是“我在怀疑”、“我在思维”这个事实是不可怀疑的。“我在思维”这个思维本身，确实是最清楚明白的。他于是要从无可怀疑的这一点开始，进行推论：既然我在思维了，我就有思维的对象，有思维的对象就有外面的东西；既然我在思维，我的思维里有一个最圆满的概念，这个最圆满的概念就是他所谓的上帝，所以上帝也是从他的思维里面推论出来的。过去神权统治下，神是最高的，神创造人；笛卡尔这个思想，上帝是从我的思维里推论出来的，上帝都变成了第二性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思想就是强调我，强调主体，强调这个主体的独立的存在。他由此延伸了一大套哲学的理论，我们把它概括成为“主体—客体”公式，主客二元对立，就是通过认识征服客体。
这种思维方式大概统治到19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感到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后来就产生了它的流弊，就是无限地夸张自我，把自我强调到了上帝的地位，把自我神圣化了。这种思维方式本来给西方人带来了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确有好处，但是把人这个主体夸张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就导致了一个相反的结果。人为所欲为，自然就要报复人，所以现在西方老叫喊环境污染啦，物统治人啦，感觉不自由啦等等。从19世纪中叶到当前，我们叫做现当代的哲学。现当代哲学强调不要一味讲主体与客体的划分，而要强调人和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融合。用中国的哲学语言来讲，就是强调人和万物一体。人和天地万物是融合为一，息息相通的。这个思想是否又回复到了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的那种状态呢？应当注意的是，这个回复已经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走到了一个更高的人和自然的合一。西方哲学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大体上是走了一个“之”字形：开始是人和自然不分，然后慢慢地发展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一段，主要的是第一种思维方式；19世纪中叶到现在，这一百多年，大体上是一个更高级的人和世界万物融合为一体的思想。
那么中国哲学呢？我今天主要还是为了回顾中国20世纪哲学的发展才讲西方的。中国哲学主要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占主导的地位。这个“天”，有各式各样的含义。孔孟儒家所讲的“天”和老庄道家所讲的“天”有各不相同的含义。有的时候指自然，有的时候又是指像上帝一样有意志的天，有的时候指一种道德的意识。我现在就“天”指自然的意义来说，中国哲学，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人和自然合而为一的思维方式。当然中国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譬如荀子就强调人和自然是有区分的，而且强调人要“制天命而用之”，就是强调人要统治自然。这就有点像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征服客体的思想。但是荀子的哲学思想在整个中国的传统哲学里面没有占主导地位，在中国占上风的是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受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饱尝西方坚甲利兵之苦，于是就想到要向西方人学科学、学技术。可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和西方哲学上的主体认识客体、征服客体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紧密相联的。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很自然地就追索到要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想。所以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们，就不仅仅是强调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强调要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想。魏源公开地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思想“上不足以治国用，外不足以靖疆圉，下不足以苏民困”。
你一天到晚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境界倒是很高，但不实用。不重视自然，不讲科学，不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有什么用啊！接着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这些人，他们都提出要强调区分我和非我。谭嗣同提出来要强调“心之力”，就是要强调我们人的主体性的作用。这个“心”不是心脏的心，而是我们的思维、主体性。谭嗣同虽然没有用西方的主客思维方式的“主体性”这个名词，但这个“心之力”完全就是主体性的意思。梁启超写了两篇文章，明确地介绍西方近代圣哲的哲学思想，一个是康德，一个是笛卡尔。笛卡尔、康德正好是讲主体、客体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的两个大哲学家。大家都知道，康德哲学强调“我”这个主体的重要性，他提出有名的“人为自然立法”，强调人的主体性。梁启超的文章里面就用了这个思想，主张“物要随我”，不要“我随物”。随就是跟随的随，就是说不要老是我跟在自然屁股后面，我要让物来随我。这就有一种科学上要征服自然、征服客体的思想。
这种思维方式后来发展到了孙中山，他提倡精神要战胜物质，就是主体要战胜客体。到了20世纪初，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归根结底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民主，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去反对压制在我们头上的封建统治者；科学，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去征服自然。这样看来，这两大口号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于鸦片战争以后那些先进思想家们，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所不断引进、介绍、宣传的西方近代主体客体思想的一次总结或小结。我们常常讲，19世纪末一批先进思想家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从哲学的高度来讲，他们主要是寻求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可惜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晚了几百年了，西方是14、15世纪发生的。我们中国的文艺复兴所开辟的道路，就是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从哲学上来讲，就是学习主客思维方式的主体性哲学：要发挥人的主体性，敢于和封建统治者作斗争；同时要尊重自然、研究自然、发展科学，要讲认识论、讲方法论。可是五四运动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实在是走的太迟缓、太沉重、太漫长了。
五四运动以后，军阀混战，在那一段时期中，哲学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反封建的力量，都受到摧残，根本谈不上哲学、科学，谈不上民主，当然哲学界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现代哲学。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哲学方面也引进了西方现代的各种流派以及西方的古典哲学，包括“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但是整个来讲，占上风的、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服务的哲学，一些进步的哲学，倍受压制。譬如说，在当时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我是在念高中的时候，大致在1940年的时候看到的，那时候要看《大众哲学》是不能公开的。有一天，莫名其妙地有人在我的抽屉里塞了一本《大众哲学》。我当时是一个中间派，不靠近国民党，也不靠近共产党，就觉得稀奇。我连“大众哲学”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我知道某些人是进步的，对于大众哲学很熟悉，我就偷偷摸摸地问他们。他们就告诉我，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艾思奇。在当时，《大众哲学》真是影响了一代人，对于解放运动起了思想上的指导作用，对于中国20世纪哲学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是另外也有跟着国民党跑的大教授，公开宣扬国民党的什么“道”啊“统”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人的主体性全都窒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次解放人的主体性的运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受到了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主体性又受到压制。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6年，到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在这一段时期，我们所广为宣传的哲学，我概括成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我们所讲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思维方式，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框架。显然，仅仅讲这个思维方式是不够全面的。中西哲学史上的思维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和世界融合为一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西方古希腊早期的思想，还有西方现当代的哲学思想，主要都不是讲“主体—客体”这种思维方式。可是我们所广为宣传的哲学呢，就是讲这个东西。我们把整个哲学划分为两大阵营，用唯物、唯心来概括一切哲学。如果把这种划分法用在西方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一段，那是恰当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扩大到说古希腊早期，或者扩大到西方的现当代，说主要也是这样一个问题，那就过分了。我们过去甚至用唯物、唯心套到全部的中国哲学，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首先看你是唯物还是唯心。
在那个时代里，西方现当代哲学一律都被看成是唯心论，所以我们是不敢讲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我们开设过“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这样的课程，就是把它当成一种反动、腐朽的哲学来加以批判。我不是光说别人，我也开过这样的课程的一部分。那个时代讲“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按说就应该讲“主体性”呀！发挥主体性乃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精神。可是，我们所广为宣传的哲学，既在“主体—客体”这个框框里面讲哲学，可又不提主体性，因为这是个犯忌讳的名词。你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那岂不是要造反啊？所以谁也不敢提这个名词。也不完全是说不敢，因为当时脑筋里面受到时代的限制，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大讲主体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真正念了一些西方哲学的书，看到人家讲”主体—客体”这种思维方式是大讲人的主体性。这都有它时代的原因，不能够怪某一个学者。就我来讲，我也为自己开脱一下，也有时代的原因，不能够完全怪我个人。比如黑格尔是（下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