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平

　　我非常荣幸，再度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艰难的历史里面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这个礼堂里面，再度跟大家讲话！记得我第一次在这个礼堂里讲话是1990年，那个时候这个楼已经很破旧了，后来经过余纪忠先生跟他的夫人慷慨的捐赠，把这个楼给恢复了当初的样子，这个我想是东南大学，甚至于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忆记童年韶光
　　今天我跟大家谈一下我的生平。我是1922年在安徽合肥出生的，头六年是生活在合肥的。这是我一生最早的一张照片，我坐在我母亲的膝盖上，站在旁边的是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是安徽省安庆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他那年考取了安徽省留美公费，大家也许晓得，那个前后，各个省纷纷派学生到外国去留学，所以安徽省有安徽省留美公费。我父亲就是考取了那个，到美国去念书。这是1923年，秋天，在他出国的前夕，我们一家三个人在我们（家）一个小院子里头照的一张照片。你们看，那个时候我父亲穿的是长袍马褂，在那个以前，还没有穿过西服。
　　他走了以后差不多一年的样子，这是我的第二张照片，我坐在我叔叔的膝盖头上，那个时候的合肥还是大家庭制度，就是说我父亲、我叔叔，他们兄弟两个人以及他们的叔伯兄弟一共有六家都住在一个大宅子里边。那时我父亲去了美国，家里头就由我叔叔当家。那么这张照片在我的右边的是杨振声，是我的堂哥哥，现在在华盛顿，在美国。我的左边是杨振华，是我的堂姐姐，现在在上海。这张照片是寄给我父亲（的，他）在芝加哥，后来保留下来了。
　　又过了两年，这是我跟我母亲在一个照相馆里头照的。这个背后是很大的一个图画，不是一个真正的房子的情形。合肥当时是一个还滞留在十九世纪的小城，没有电灯，没有马路。
　　1928年，我六岁的时候，我父亲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以后回国，我母亲跟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我们一家三个人就去了厦门，因为我父亲就任厦门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我们在厦门住了一年。
　　（这个是我第一次走进了二十世纪，）这是那一年在厦门，我们一家所照的一张照片。大家注意到我父亲已经换了西装，也是那一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二十世纪：罐头、电灯、新式的教材等等，都是我以前在合肥所没有见过的。
　　我们在厦门大学的住宅，就在海边，那个时候厦门大学教授的房子是一座一座小洋房，就离海我想只有50米的样子，那个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了大海。我记得沈从文曾经讲：“是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我觉得这个话完全符合于我当时的经验。
　　我们在厦门呆了一年以后，1929年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所以我们一家三个人又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平。我在北平前后住了8年，一直到1937年。这是现在清华园所谓二校门，当时在1929年的时候，清华园只有一个校门，就是这个校门，那个时候确实是学校的门。可是现在清华大学大大地扩大了，我想今天的清华大学的面积恐怕是那个时候的8倍到10倍。现在这个校门已经不是校门了，现在这个校门其实可以说是在学校的中央，不过这个校门还留在那儿，是一个旅游的景点。
　　对于清华园8年的生活，我后来写过一个文章上讲，清华园里头“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我们”的意思是我当时在清华的小学的同学。清华那个时候学生的数目只有几百人，所以教师的数目也很少，那么教师的子弟的数目也很少，加起来不过50个人的样子（左右）。所以就在学校里头有一个小房子，变成了清华子弟的小学，我就是在那个小学里面念了三年纪、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那个学校叫做承志学校，这张照片是近年来照的，这个房子跟当时的房子完全一样的。只是现在这已经不是小学了，现在变成了学校的一个小的办公室。现在的清华附小已经有1000多个学生，搬在学校里面另外一个地方。
　　这张照片是1935年，我父亲到德国去进修，因为在清华大学当时一个教授做了六年的服务以后可以得到一年的休假，到外国去进修。我父亲就是这样子的到德国去进修。那么在他进修的那一年，我母亲找了一位赵教授来给我们当时兄弟姊妹四个人照了这张照片。我们家很幸运，我们这个照片上的4个人今天都是70多岁以上的了，现在我们都还健在，这个里头最小的是我的妹妹，叫杨振玉。比杨振玉还要小，后来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不过这个弟弟不幸在1986年过去了。
　　我在小学念完四年以后就进了北平市城里头的一个中学，这个中学叫做崇德中学，现在改了名字叫做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这是我近年来去参观母校，在校门口所照的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在北平，在上海都有很多的外国教会所设立的中学，当时的北平市，我没有看到过统计，不过我想有一半的中学是外国教会设立的。崇德中学就是几个外国教会设立的中学之一。如果你仔细看这张照片的话，你就发现右下方的黑的大理石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着：“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原崇德学校”。崇德学校当时在北平市算是还不坏的，不过现在我想起来不是特别好的学校，比起现在北平市一些比较有名的中学差得很远。
　　这是当时崇德中学的一个大楼，这是三十年代照的，这个大楼在1971年我第一次回到新中国参观访问的时候曾经去看过，还跟这张照片差不多，不过以后在80年代，这个楼拆掉，盖了一个更大的新的大楼。
　　今天回想起崇德中学的四年，最深的印象是当时中国共产堂在中学生中的巨大影响。那个时候大家晓得，内忧外患，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因为组织的能力不够强，而又非常之腐败，所以他们没有很大的宣传的本事，可是地下的共产党非常之厉害，所以在每一个中学里面都有少年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记得我在中学念初一到高一，这四年之间，就接触过很多地下党所给年轻的同学看的一些小册子。“我们课外读了许多少先队的小册子”。
　　　　　　志存高远　学在西南联大
　　1937年抗战开始了，1937年到1938年是我们一家逃难的一年。先我们在37年的夏天，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以后，南京失守。合肥离南京的距离很近，今天坐汽车只是三、四个钟头就可以到了，所以当时的合肥是人心惶惶。我们后来经过了很复杂的道路，经过了前山、太湖，这些都是大别山旁边的很破旧的城市，最后到了汉口，从汉口坐了火车到了九龙，从九龙坐船到了海防，然后坐火车到了昆明。因为清华大学那个时候搬到了昆明，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起来，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西南联合大学去继续做数学系教授。所以我们一家就是经过这样一个很复杂的道路到了昆明。
　　那么到了昆明以后，我又在昆明进（读）了一学期的高二，因为我在崇德中学只念完了高一。那个时候流离失所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在重庆的教育部就颁发了一个命令，说是不需要有中学文凭，就可以报考大学，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大学，考入了西南联大。
　　这是当时我所领到的一个准考证。你们如果看这个准考证上面，我是分配在第一考场，第八号座位，代表我是几千个报名去投考的学生里头第八个人。所以当（下转六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