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历史上的校训及其解读

　　校训对一所大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是一所大学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其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校训的功能，对内可以引导师生的行为举止，起到无言的熏陶作用，引领学校的办学方向，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对外可以凸现学校的形象，体现学校的品格，让社会对学校有更深切的了解，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了解校训及至研究和解读校训，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它不仅能让你更好地了解一所学校，还能从中看到时代的变迁对学校产生的影响。
　　　　　　东南大学历史上使用过的校名和校训
　　东南大学的历史，尽管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国子监，甚至魏晋南北朝时的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但从现代大学的意义上说，是始于20世纪初。其前身是1902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倡议兴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因其生源来自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故称“三江”。1905年，校名改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为当时全国四大高师：北（京）高师、南高师、武（昌）高师、广（州）广师之一。1921年，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所国立大学（第一所为于1912年创立的“国立北京大学”）。1927年，按蔡元培提议的全国实行“大学院”、“大学区”制，学校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按大学委员会命令，改名为“江苏大学”。后因师生反对，1928年4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并由蔡元培于5月4日亲自到校宣布。1937年9月，学校内迁重庆。1946年迁回南京。1949年8月，学校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同年10月，按政务院通知，迳称“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文、理科迁至原金陵大学，与其他学校的相应学科组合，成为新的“南京大学”。其他学科仍在原址，并组合其他学校的相应学科，成为“南京工学院”。1988年，学校复更名为“东南大学”。
　　据初步统计，在东南大学历史上使用过的校训共有六个。第一个校训是由时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总监的书画家李瑞清于1905年亲笔书写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第二个校训是由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江南硕儒江谦提出的“诚”。第三个校训是由“国立东南大学”第一任校长的郭秉文总结和提倡的“诚朴、勤奋、求实”。第四个校训是由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提出的“诚、朴、雄、伟”。第五个校训是解放后提出的“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第六个校训是于2002年百年校庆时确定的当年由郭秉文提议过，并用之于当时校徽的“止于至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校训在当时并非都明确地称为校训，有的称为校风，有的称为学风，但都在学校的办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今天的观点，是可以称为校训的。
　　　　　　校训提出人简介及校训的解读
　　如上所述，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由李瑞清于1905年提出的。李瑞清，生于1867年，卒于1920年，江西临川人，号梅庵，又号清道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书画家，被称为中国近代书学之宗师，在日本有很大影响，张大千曾是其门生。李瑞清虽为书画家，但对教育情有独钟。任学校总监前后八年，对学校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东南大学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校长。他的教育理念是：“视教育若生命，视学校若家庭，视学生若子弟。”由此可见他对教育、对学校、对学生的感情和重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是很有特色的校训，体现了他对教育和人才的理解。其源自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一书。该书书名的含义由清朝三山病夫在《菜根谭》原序中作了解释：“菜之为物，日用所不可少，以其有味也。但味由根发，故凡种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又古人云：‘性定菜根香。’夫菜根，弃物也，人多忽之，而菜根之香，非性定者莫喻，惟静心沉玩者，乃能得旨。”可以说，这其中的韵味是十分深长的。由此想到，当年李瑞清之所以亲笔题写这八个字作为学校的校训，一定是有感于当时社会的浮燥。但他可能没想到，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其浮燥之风更甚于当年。我想，如果仍将之作为今天的大学校训，恐怕更具针对性。只是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少有这样的定性和气魄。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二个校训“诚”是由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江南硕儒江谦提出的。江谦，字易园，江西婺源人，清末曾受业于南京文正书院，为张謇所赏识，任过张謇在南通创办的我国第一所民办通州师范学校的校长，后被教育部任命为南高师校长，任职时间从1915年至1918年。江谦国学功底深厚，于孔学、阳明之学造诣尤深，又精于文字音韵之学。他倡导以“诚”为校训，认为“诚者自成”，诚乃有信心、有信力。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国；有信力，乃知非实行教育无以救国。以信心为体，以信力为用，此为该校训之主旨，实为教育之根本。“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在《中庸》和《孟子》中有集中的论述。如《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同样，由此想到，当年江谦之所以提倡以“诚”为校训，一定是有感于当时社会的“诚”的缺失。但同样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其“诚信”缺失的程度更甚于当年。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三个校训“诚朴、勤奋、求实”是由时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总结和提倡的。郭秉文，字鸿声，江苏江浦人。1908年赴美留学，1911年获乌斯特大学理学学士，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同年回国，辅佐江谦办学，1918年出任南高师代理校长，后于1920年发起创办国立东南大学，并于1921年任首任东南大学校长。严格讲，这一校训并不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校训，而是当时公认的校风。这一校风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从李瑞清，经江谦，再到郭秉文，而且尤有时任校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刘伯明及一批南高师教授的大力支持，形成了民族、民主、科学的学校精神，促进了“诚朴、勤奋、求实”校风的形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且一直都在延续，包括后来的中央大学。其中的“诚朴”二字，直到今天还是台湾中央大学的校训。还值得指出的是，郭秉文的“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也颇有特色。他主张：通才与专才平衡，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人文与科学平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既要倡导民族精神，又要倡导科学精神；师资与设备兼顾，大学教育以师资为第一，但物质设备亦不容忽视；国内和国际平衡，既重视已有的饱学之士，又广求知识于世界。这些办学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四个校训“诚、朴、雄、伟”是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提出的。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同年5月4日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学生领袖，是名震一时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1920年留学美、英、法、德诸国。1925年回国后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192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1932年至1941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前后10年，是东南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此期间，他建树甚多，对学校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主张中，强调必须每个人都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同时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必须互相协调。罗家伦还提出了“诚、朴、雄、伟”的学风要求。他解释说，“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其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要知道从来成大功业、成大学问的人，莫不是备尝艰辛、锲而不舍地做出来的。对学问若无诚意，结果必至学问自学问，个人自个人。现在一般研究学术的都很少诚于学问，看书也好，写文章也好，都缺少对学问负责的态度。至于人与人之间，应当以诚相见，就更不用说了。“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现在有些人，意学问为门面，作装饰，尚纤巧，重浮华，很难看到埋头用功，不计功利而在实际学问上作远大而艰苦的努力者。要体念“几何学中无王者之路（捷径）”这句话，须知一切学问之中皆无王者之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实的学术气象。“雄”是指“大雄无畏”的“雄”，以纠正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萎靡之风。“伟”，指的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不可有偏狭纤巧，存门户之见，故步自封。他还说，理想的学风，一时不能做到，也当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愿。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五个校训是解放后提出的“严谨求实，团结奋进”。这一校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应该说，也有很好的内涵，但缺乏特色，因为在那一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学的校训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也只是个别词语和顺序的微小差别。还可看出，这类校训带有革命战争年代军队的色彩，因为毛泽东给抗大的题词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且要求全国人们都要学习解放军，所以大学的校训几乎都是类似的八个字。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六个校训，也是现在使用的校训“止于至善”是由郭秉文曾提议过的校训。郭秉文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勉励学生要为国分忧、为国尽力，使自己“具有国士的志节和风度，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当时东南大学的校徽，银质园形，上面镌“国立东南大学”六字，中央镌“止于至善”四字。其出自著名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大学》一书。该书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论著。书中的要旨即是开篇的一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括号中的“新”是宋朝的朱熹根据文意改动的。这段话，是非常精辟的一段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时至今日，仍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对这段话，有如下几点值得体味。首先，文中的“大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12世纪的欧洲。而文中的“大学”指的应该是“大人之学”，它是与“小学”相对的。在古代中国，15岁之前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文字及洒扫、进退、应对之类，称为“小学”———小孩之学，或“小学问”；15岁之后的学习内容则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称为“大学”———“大人之学”，或“大学问”，也是一个人终其一生都要学习的学问。其次，这段话中的“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被称为“大学之道”的“三纲领”（而上文中的八件事则称为“八条目”）。但这三者实为两件事：“明明德”和“亲（新）民”，第三件事实际上是对前两件事的强调：永无止境，只有达到尽善尽美（至善）才能停止。前两件事的含义也是非常深厚的，它阐明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成人和成才。“明明德”的含义是：明了明德，即在精神上成人。“亲（新）民”的含义是：亲近（革新）民众，即改造社会，为社会作贡献，亦即成才。这正是人才的完整含义：既成人，也成才，即德才兼备。这正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庄子在《天下》篇中将这两件事称为“内圣外王”：对内将自己修成圣人；对外开创王者的事业。但这样的目标显然太高了，一般人难以企及，就显得大而无当。所以，台湾学者南怀瑾将之称为“内明外用”：内修成为明白人，外用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认为，这样的概括是比较合适的。顺便提及，我个人认为，如果采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当更加明确和完整。
　　　　　　余论
　　回顾了东南大学历史上的校训，并进行了相应的解读，感触良多。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其一流不仅表现在它的学术水平，也表现在它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上，就是在校训上也表现得有个性、有特色，而且一以贯之，少有频繁的变动。像中国大学这样频繁变动校训的情况，在国内比比皆是，但在国外，是少之又少的。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大学是最具稳定性的组织之一。同时，由于大学独有的自治传统和独立精神，它也应是最少受到干扰的地方，称它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的灯塔”虽然有点过誉，但总不应成为社会习俗的风向标。中国的大学，不知能否从校训的变动中悟出一些启示。设想再过一百年以后，再回首，能否呈现另一番景象。
　　中国大学的校训，在经历了一番变动后，现在都纷纷重新确定自己的新校训，或者回顾历史，或者埋首传统文化，寻找其中的精粹。这种现象，有值得欣喜的一面，因为开始重视校训、重视历史、重视文化了，但也有值得忧虑的一面：新的趋同现象又会出现。难道中国的大学就这样缺乏个性、缺乏自信吗？
　　最后想表达的是，东南大学具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这样光辉的历史沉淀，作为这所大学的一名成员，应该感到自豪，更应该为之增辉。校训固然很有意义，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标识、一种理念，最重要的是要将它内化为一种精神，落实为行动，使之成为事实。
　　参考文献：《东南大学史》（第一卷），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菜根谭》，洪应明；《原本大学微言》，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