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财富

　　在去韩国之前就听说韩国人守秩序，在韩国七日则明显地感到在这样土地面积有限、自然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窄的东亚国家，能够保持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除了要素投入和韩国人的勤勉等原因外，十分重要的条件是韩国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保持高度纪律性形成良好秩序，使经济保持有质量的增长。
　　　　　　一
　　有几件事情值得与大家说说。一是我们去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的东亚大学参观访问。在管理人员带领下参观图书馆，在五楼上千人的阅览室（ReadingRoom）中，除了整个管理通过电子系统预约有些新意外，其他与我们学校的老图书馆无异。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五分之二的位置空着，有不少学生在弄电脑和读书，甚至睡觉，鸦雀无声，秩序井然，整个图书馆内各处都是如此。在韩国的七天中，一旦在公共场所中听到人大声喧哗（喝酒时除外），无论是在高速火车上、机场候车室甚至公园的景点，你一般都听得懂，大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韩国人急切希望你了解他们，同时不愿意打扰别人也是溢于言表。
　　二是韩国首都首尔人口和面积与北京相仿，道路远没有北京宽敞，塞车同样也十分严重。由于塞车，市政府开始一种公共先行的“专用车道”，即在主干道中间上划去两根实线的绿线，只有公交车才可通行，无论其它道路塞车多长，非公交车都不能上这个专用车道，据说否则面临重罚。我们在首尔的两天多时间里，除了几辆摩托车上过这条道上，没有一辆非公交车在这条道上行使，即使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晚上。其次是转弯让直行，车辆让行人，必须在规定位置掉头等，这些在国内司机常做的违章事情在韩国极为罕见。
　　再就是韩国十分干净，这几乎是每个去过韩国的人的共同印象。我感受比较深的是在韩国近七天时间，皮鞋没有灰尘，七日后回南京依然出发刚擦一样。如果不是在大田和釜山连续阴雨，鞋子有些湿，就不需要额外打理。在釜山最大的水产品市场，尽管也提供鲜活水产加工（可以现场加工送至二楼餐馆烹制），十分奇怪没看到国内水产品市场血水横流，加工后鱼鳞和内脏到处乱丢，苍蝇乱飞的景象。现场看了宰杀一条估计3-4斤的海鱼，女摊主加工速度极快，完后立刻冲洗收拾所有鱼下水，几分钟一切如初。
　　同样，在济州看到农贸市场情况也是如此，这里的买卖方式与国内城市农贸市场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没有某些国内农贸市场做得那么堂皇。摊位式的买卖格局与国内也无二样，我们是晚饭后逛街时无意走进去的，大约是晚上八点半，接近闭市。如果是我住的附近的“南园菜场”或“进香河农贸市场”，这时候，一般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而我们看到是地面整洁几乎没有垃圾和更没有污水，各个摊位收拾整齐有序。
　　更不可思议的是贯穿首尔的汉江，我们坐游船在汉江上来回一小时，从首尔去釜山国际机场沿着汉江走了大约四十公里，你在汉江上看不到一个漂浮物，国内河流中最常见到的塑料袋一个也未见到。如果说，汉江可能是距离较远无法看清，我们在首尔重新挖掘的清溪川上下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时正值阳光明媚的中午，人来人往，清溪川上没有看到任何漂浮物，没有人监管，也没有人打扫，甚至在近两公里的河边走道上没有一只垃圾筒。如果说，在某些特定场所干净是可以理解，但是象汉江和清溪川这样大面积的公共场所，在无人监管的条件下仍然保持整齐清洁令人不可思议，这是一群什么素质的国民？
　　据陪同我们的小李说，由于近来受中国的沙尘暴影响，韩国比以前脏一些，4月1日因为这个，韩国全国中小学校统一放假一天，这使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倍感压力。
　　　　　　二
　　为什么说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与其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秩序到底能为经济增长带来什么？为什么良好的秩序会导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我们回到秩序与财富的话题上，韩国在经历了60-8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后，开始反省自己的增长方式。韩国是一个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靠什么来维持本国可持续增长？除了智力、资本和人力投入外，自然想到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应该是最切实可行的。
　　秩序作为一个经济变量，诺斯等人论述秩序是大家共同遵守一定规则而形成的结果。最初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秩序是天然形式，即外生的变量，新制度学派在着力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框架后，实际就引出制度实施的结果是什么？由于制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隐性制度或称约定俗成；另一种是显性制度，即国家的强制法令。现在我们姑且不说两者谁更重要，至少有一点是新制度经济学己有共识，秩序作为人们遵循规制的结果，参与者必然在长时间重复博弈。但是，为什么会形成好的秩序与坏的秩序，这是由参与者在博弈中是选择相互信任还是机会主义？显然是两者长期中预期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的结果。
　　从韩国的经验可以看出，韩国人不大声喧哗，可以认为是隐性制度长期博弈的结果，经历多年的磨砺形成了的秩序，保持公共场所安静的共识使大家减少了在繁杂环境下人的负效用，也降低大量人为降噪的成本，整个社会趋于宁静，减少社会的浮噪情绪。这种觉悟成为整个韩国公共意识，据说韩国人不是先天如此，而是后天形成，何时如何形成是一个问题。从韩国人的行为十分明显看出，韩国人首先以尊重别人的利益作为谋取自己利益的先决条件，这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前提。交易中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相互之间十分谦让，形成了“尊重长辈，服从上级，和谐家庭，爱惜弱幼”这种基本准则，使得人们大可不用去猜忌别人行为，干好自己的事情即可。在尊重别人的同时，也得到了别人的尊重。
　　同样，尽量不发出噪声，就会减少别人对周围环境的不适，心情愉快，矛盾自然减少，对社会和谐指标自然就高。在驾车时遵守交通规则和相互尊重与谦让，发生事故的概率将大幅度下降，事故总成本自然远大于遵守规则总成本与违章可能获得收益总和。同时违法即使不发生事故，可能影响别人的行车，使车速减慢，行人在通过马路十分紧张等等，想想我们为每天的交通安全支付了多少心理成本。
　　　　　　三
　　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环境也是发展中成本的问题。仔细想想，韩国的干净整洁，除了韩国半岛的特殊自然因素外，即半岛的海洋性气候，空气湿润，有利于抑制灰尘的扩散外，民众自觉的环境意识也令人赞叹。在我所去过的几乎所有的宾馆，无论是四花或五花（相当于国内三星和四星）、新旧如何，所有地方都是擦拭如新，地面没有任何灰土，而且没有塑料垃圾袋，垃圾筒都是铁制的。在韩期间，大约在十几个不同地方就餐，无论大小和档次，不管是首尔最高档的烤牛肉店，还是在釜山机场附近的家庭餐馆，主要感觉就是干净，一尘不染，令人放心。显然，这一切也是在长期隐性制度下形成的共同遵守的秩序之一。
　　另一方面，公共汽车专用道是政府设置的制度（因为公路产权特征，私人是无法提供），通过强制执行逐步形成，开始对违章者严加惩罚，在公众中形成新秩序的理念，人们共同指责这种行为，而绝大多数人不去做，少量人违纪的成本加大，一次违纪可以使之违纪的总收益化为乌有，违纪行为就会逐步减少。首尔的道路无论宽窄，中间都没有隔离拦杆；而本人开车时间不到一年，上述违章现象己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了防止这类事情，国内各城市安装大量隔离拦杆，导致两方面的浪费，拦杆占用道路，使行车路面面积变小，当然栏杆本身也需要投入要素生产、安装、维护和更换，除了增加了行车的危险性，没有任何正的效用。但是，正是这些在日常行车中国人经常违反规则使得不得不额外投入资源去做没有任何社会收益的事情，而在韩国几乎未见这些违规的行为，从而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这就守秩序对经济可计量的贡献。
　　总体而言，韩国人遵守纪律是有成本，但是比较违纪的成本，这部分成本与违纪人获得收益总和，比较由此形成社会一个坏秩序这样结果，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经济的崩溃，孰大孰小一目了然。
　　　　　　四
　　讨论到这里，当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谁来提供秩序，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的制度由来，而作为制度结果秩序论述十分有限。十分明显，政府提供制度是现代社会十分明显的特征。那么，在韩国，家庭、学校和政府都是提供秩序十分有效的部门，前两者主要提供由隐性制度形成的秩序，而后者是提供显性制度，这是政府存在的重要因素。
　　虽然我们无法证明韩国秩序的原发性，但是，国民对本国自然条件的忧虑，如同战场一支孤军深入部队，如果队伍中有人牺牲，则你的生存概率就大大减少。同样，韩国人十分清楚，如果别的韩国人吃亏，则最终我也不会占便宜，况且如果别人因为我而吃亏，则自己将为之而内疚。为此共同遵守制度则是最优的选择，有了这种共同的心态，政府设置符合大部分利益的公众目标就容易实现。80年代初，由于长期工业化污染后的结果，汉江早已成为臭水沟，鱼虾绝迹，清溪川己经被填埋而消失。清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完全应该也只能由政府供给，韩国政府制定了恢复汉江原貌的十年计划，现在汉江两岸建了多个露天游泳场，又开始钓鱼甚至游泳，汉城市政府甚至向首尔居民保证汉江水已达到饮用水标准，可以直接饮用，虽然没有市民敢如此，但是水质之好是一目了然。
　　家庭与学校在秩序形成中至关重要。学校再将这些显性制度化为平时隐性制度灌输中，长期的潜移墨化形成社会良好秩序的共识也是十分自然的。即使离开这种环境，他们表现也是基本一致。同行的同事告诉我说，他女儿在南外与一个韩国学生同班，尽管这个性格外向“小老外”语文一点听不懂，但是，他可能选择睡觉，也从不扰乱课堂纪律。
　　最后应该讨论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秩序，秩序是制度的执行结果，那么政府首先是供给者，大量政府官员既是制度的执行者又是供给者。如果官员本身不尊重这规则，或者在执行中营私舞弊，那么这结果可想而知的。
　　另外，就是制度供给效率和执行效率，我们没有与韩国政府官员直接接触的机会。但是，在韩国几件偶然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游览清溪川时，路过韩国观光公社（相当于中国旅行总社），虽然我们顺路进去看看，显然无意得到他们什么关照。但是，从提供服务设施和每个员工热情态度令人钦佩，这些在我们遇到的公务人员都表现出几乎一致。不管是在大田的大德谷韩国国家研发中心的执行经理，还是图书管理员，以及研发人员公寓的管理员。我们无法判断他们内心如何想，但是表现出对工作的热心，对本职的热爱令人十分感动。
　　同样在东亚大学的图书馆，共有四个分馆，最大一个藏书过110万册，仅有36个工作人员，分布在不同馆中的，最大的有26人，这些员工要为22000多个学生提供服务，许多服务甚至是24小时，比较我们学校，这种工作效率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先程度十分有限，我们现有硬件条件甚至比他们先进，可提供服务和相应服务水平真使你去了一次再也不想去了。
　　显然，社会秩序是韩国经济有质量增长重要因素之一。也许韩国人长期对自己命运的忧虑是他们遵守秩序的内在激励，而家庭和学校的长期熏陶形成了每个人的自觉意识，制度的执行者良好的形象和高效保证了秩序的有效投入，而有效的政府强制加速了好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