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精神与办学特色

　　东南大学是办在六朝皇宫与明国子监旧址上的一所著名学府。
　　六朝皇宫始建于东吴孙权黄龙元年（229），迄今1770余年，明国子监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鼎盛时在校生曾多达万人，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大学，迄今已626年。虽经易代鼎革，这块土地上却办学不辍。《昭明文选》、《永乐大典》等亦成书于此，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自1902年兴建三江师范学堂以来又历经105年，民国年间这里曾是中央大学，是当时学科最齐全、学生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近一二十年间，我们又新建浦口、九龙湖校区。校园面积增长近八倍，古老的名校焕发新姿。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现代办学理念的结合，又经一代代的东大人的勤奋努力，镕铸出具有自己显著特色的东大精神与办学传统。东大之精神，可用“诚朴求实，止于至善”八字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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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朴求实，止于至善”，这是一代的东大人的精神与道德追求。
　　“诚”是南高师校长江谦制定的校训，他认为道德、学术、才识之完善，均应本于至诚，诚则自成。江谦作词的《南高师校歌》即云：“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江谦认为“诚”涵知、仁、勇，“诚”育德、智、体，全体师生均须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在南高教授中，曾流行过：“想为官者上北京，想发财者去上海，唯我心甘情愿在南高。”
　　到中央大学时期，校长罗家伦还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校训。“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阶梯，亦不以其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治学须备尝艰辛，锲而不舍，对学问要有诚意，要有一种负责的态度，人与人之间更是推“诚”相见。“朴”即质朴、朴实的意思，力戒浮华，做学问切不可只为装点门面，应崇实而用苦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伟”则是“大雄无畏”、“伟大崇高”，要纠正中华民族自五代以来柔弱萎靡之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坚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要振兴中华文化，不可有偏狭纤巧，存门户之见固步自封，而应有海涵地负之精神，以海纳百川、地载万物之气概，把民族危亡置胸中。青年人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精湛的学识，又要有高尚的情操和气节，且要有一种雍容的风度。郭秉文校长曾形象地把“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比喻东大的校风。要有坦荡的胸襟，豁达大度、通达天下。1941年7月，罗家伦即将离任，在毕业典礼上谈到青年修养时说：“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谈风度，我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
　　“止于至善”是中央大学以来的校训，其出于《礼记·大学》。“止于至善”既是一种道德的追求，亦是一种办学的追求。宋吕大臨曰：“善者所謂誠也，善之至者無以加於此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止者皆善之至者也。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止於至善則一也。”“欲止於至善，則以至善為之質。琢磨者，即其質以修治其文；小善之質，止可以修小善之文；至善之質，然後可以修至善之文。”“學止於至善，積而為盛徳，至於文章，著見則入於民心者深矣。”以“止于至善”为德育标准，则追求至善尽美，有博学大爱，无私奉献，造福人类；作为一种学业的追求，则敢为人先，勇敢进取，追求更高的境界。
　　　　　　　　　　　　　　　　　　　　二
　　“诚”有忠诚之意，首先是对国家的忠诚。东大校园内，延续着一种爱国的传统。
　　东大师生中，陈去病是南社的发起人，曾任东大教授；周实是南社的骨干，在辛亥革命中为革命烈士。杨杏佛是早期的同盟会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辛亥革命后赴美攻读，成为南高的著名教授，是早期敢于在大学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罗家伦是“五四”运动中的著名学生代表，是“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被称为南高师“高标硕望，领袖群伦”的刘伯明，当英国侵占我云南片马时曾用英文草拟讨英檄文。1923年南京第一个党小组5名党员中南高、东大学生占4名。中国青年团“二大”1923年8月还曾在东大梅庵举行。“五卅”惨案发生后东大师生不仅游行示威以示声援，东大教授会还决定将全国12所大学共享的150万金法郎中东大应有的14.8万元全部捐献给英、日工厂的受害工人。仅东大学生中早期共产党员便有宛希贤、谢远定等14人为国捐躯。1947年震惊全国的“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运动亦是由中大师生发动的。
　　建国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师生也曾遭遇迫害与打击，这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所致，但吾校及原中央大学的各衍生院校没有出过类似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的打手文人，也未出现过“梁效”、“罗思鼎”那样的阴谋写作班子。“文革”后期的1976年3月，我校与南大师生借清明节纪念周总理的名义，共同在南京地区点燃反“四人帮”的烈火。建筑系、无线电系学生与南京的大学生直接将大字报贴到新街口，将大字报大标语贴在列车上传到全国各地。这是有名的“南京事件”，成为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先驱。
　　　　　　　　　　　　　　　　　　　　三
　　“朴”含质朴、朴茂、俭朴之意，力戒浮华，崇实苦修，朴厚坚实，亦即“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我校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诞生于甲午中日战争（1894）之后的民族危亡时期，连庸懦的光绪帝亦云：“当今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卧薪尝胆之时。”学校开办之初，条件艰苦，两江优级师范学监李瑞清一直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待改名南高师时，校长江谦重建梅庵，把“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数字做成牌匾，悬于门首。百余年来，从校长到教师、学生，人人继承“嚼得菜根”的精神，自觉奉献，蔚然成风，同样成为东大的优秀办学传统。
　　东大人以俭朴为荣，“布衣布履，自成习惯，洒扫劳作，演为自然，皆为共同遵循之生活准则。休沐之日，漫步台城，拾级鸡鸣，俯瞰玄武，‘仰钟山而怀先哲，过城垣而思故国’。‘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已觉得精神上之一大享受。偶而上北门桥买一包花生米，几块茶干，或每人凑一角钱在梅庵开一次园乐会，说是‘又奢侈了一回’。不少同学，几度寒暑，未进过饭馆，不知南京有几家戏院。不独贫寒子弟如此，即富家子弟，入此环境，也是近朱者赤，渐被同化。南高人谓之曰：淡泊明志，自得其乐，乐在其中。”1八年抗战，吾校西迁，留下一些进口家畜、家禽，畜牧场技师王酉亭等竟赶着这些猪、马、牛、羊，驮着鸡鸭，日行十多里，经23个月，步行到宜昌，再坐船到重庆，其艰苦卓绝，耿耿忠贞，感天动地。
　　中央大学师生的战时生活是非常困苦的，可谓不得温饱，艰苦备尝。在这样清苦的情况下，师生仍专心于教学、科研。
　　吴有训任中大校长将分给自己的洋房给几位教授住，自己一家七口挤在中央研究院两间宿舍里，两家人合用8平方米小客厅，儿子只好到附中寄宿。
　　吾校师生虽自甘清贫，但在学校、国家遇到危难时却从不畏缩，乐于奉献。1923年11月11日凌晨，原东大主楼口字房大火，虽全力扑救，仍损失惨重。事发后学生自治会倡议每位学生捐款20银元，柳诒徵、邹秉文二教授倡教职员捐薪一月，各地校长会闻讯召开专门会议，每人捐款20至40银元。学生自治会还组织去上海、无锡义演，将收入全部捐为学校恢复基金。抗日战争期间，教授虽生活清苦，几位画家却屡办画展，以所得捐给国家。张应旂教授办港美画展，傅抱石办了重庆画展，徐悲鸿办了南洋画展，以卖画所40万元（法币）支持抗战。建国初，为配合进军大西南，我校1000多师生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最后被批准349人。抗美援朝战争，我校学生被批准的参军参干157名，参加医疗队55名。
　　“嚼得菜根”是吾校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如今办学条件、生活条件与战争年月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的精神仍须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四
　　“求实”，是我东大精神又一显著的特色。“求实”者，求真务实也。追求真理，不趋时尚，崇尚科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东大人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不趋附权贵，也不随波逐流。值得称道的是《学衡》派及其所代表的大无畏的民族精神。《学衡》是针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主张而创办的刊物，反对我国当时流行的西方浪漫主义、实验主义、白话文学，是一种批判性、代表性的综合刊物。其《简章》即指出其主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还能不趋众好、追求真理，以期开启民智，转移风气。该刊自1922年1月创刊至1933年7月停刊，《学衡》共出刊79期。《学衡》的主要人物均是有留学经历的学者，主编吴宓是著名诗人，在哈佛学习英国文学多年，与陈寅恪、汤用彤（当时亦在东大）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当时东大教师中有留学经历者或外籍教师占64.4%。1930年中央大学153位讲师以上的专任教师中有130人（占86%）曾留学国外。“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和不作任何批判的“全盘西化论”，所强调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学衡”派几乎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后来也一直被冠以“保守派”。但“学衡旗帜鲜明，阵容坚强，俨然负起中流砥柱的重任，影响所及，至为深远。”（张其昀语）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东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不作武人政客之傀儡”，“东大学者，慕真务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究义利之别，明诚伪之分，浸身于学问之中，不恋权势，不苟流俗，洁身自好，外人曾惜以东大不出显要为憾。唯东大师生，以此为荣，以此为乐，观诸南高、东大历届毕业学生，或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或毕生从事专门研究，鲜有依傍权贵、弃学为宦之人。此种精神，日涵夜濡，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互相浸染，渐渐成为东大可贵之校风。”反动政府任命东大、中央大学校长被我校师生抵制不能到任的，不下十人，政府欲改校名为“江苏大学”，也遭师生抵制，最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期间，一次由随员陪同行经松林坡教务处窗下时，一位职员仍端坐在室内继续工作拒绝起立。1946年9月3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发表《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宣言》，中大梁希教授带头签名，敌人派遣特务荷枪实弹相威胁。梁希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的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他一直被誉为国统区“一面不倒的红旗”。
　　汪海粟主政南工期间，为了保证教师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他严格控制社会活动、社团活动。1955年，高教部与第二机械工业部会商决定，将我校的无线电系与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的相关系科合并，迁四川成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汪海粟争取省委和周总理支持，终于使南工无线电系停迁，仅抽调15名教师去成都，运走的仪器，除有线电部分，全部运回。对五七年反右运动，汪海粟虽处境困难，仍坚持认为：“高校的学者专家和广大教师是办学的依靠力量，反右中涉及到具体人的定性、处理，务必十分慎重，不能无限上纲，否则会挫伤群众积极性和影响党群关系。”为保化工系时钧教授等，他力持异议：“对高级知识分子这样搞，中央将来会发现其严重后果的。”南工以汪海粟为代表的党委部分领导，坚持不扛顺风旗，结果3人被定为右派，两人开除党籍，党委改选后11个委员被去掉（共19名）。汪本人先后被免去党委书记、院长职务、留党察看2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任南京机床厂副厂长（据说原拟定为右派）。他的助手、校长助理管致中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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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求真务实”、“知行合一”是郭秉文教育思想的一个部分，它有德育之“言行一致”的意思，又含“通才”与“专才”平衡，“学”与“术”平衡之意。本科注重通才教育，又不忽视应用。吾校办学以“知行合一”为其特色，必含服务社会、服务经济之内容。当今国际名牌高校均肩负“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重功能，而吾校早在南高、前东大时期即已如此。
　　1926年，淮河流域及苏北铜山、萧县、丰县、锡山地蝗虫灾害严重，农科派出教职员技工数十人，协同地方驱灭蝗害，历时70余日；同年苏南昆山、吴江一带螟虫为患，农科又派出教职工协园地方驱除螟害；农科又在培育优良棉种、麦种、稻种等方面获出色成果。上海商大的图书馆直接对社会开放，开高校图书馆为社会服务之先例。商科还办了商业夜校。
　　建国以后，我校在服务社会、服务经济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解放初，国内尚未建立发电设备的制造工业，而帝国主义又对我实行经济、技术封锁。我校机械工厂生产出数以万计的汽轮机叶片，解决了全国的急需。70年代初，我国电子对抗事业的发展，急需一种微波放大器———波长10cm储频行波管，这是军用禁运物资，电子工程系师生与电子管厂花一年多研制成功，打破了外国的封锁，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世纪八十年中叶，南工动力系与下关发电厂联合兴办东南动力工程开发公司，为地方电厂提供热能综合利用、节能改造及人员培训服务。我校采用逆向剖析整机与芯片入手，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自行创新，设计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由国外加工芯片，在国内配套装配样机和中试生产，研制出中英文双向电子词典、俄英双向电子词典、电子笔记本、测速计程器、数字型无线寻呼机、中文传真无线电寻呼机等10多种产品。我校研制的LED电子显示屏，集计算机、微电子、现代光电技术于一体，已用于禄口国际机场。我校试制的高效节能灯、另如“CIMS”是863技术研究项目，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合作，取得很大的成功。近年来东大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不断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行产学研合作，不断提高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和显示度。2006年东南大学的科研经费达5.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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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于至善”作为一种学业的追求，则敢为人先，勇敢进取。吾校近百年的现代办学史差不多正相当于我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史，民国年间，中央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之影响可谓举足轻重。无论是办学理念、办学方法或科技创新，我们东大人均有许多成果堪与任何兄弟院校一争高下：
　　南高1920年夏招收李今英等正式生8名，接受旁听生50余名，是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的，前东南大学时期更有了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稍后美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留（下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