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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9年南京解放了，全国解放了，当然还叫中央大学不妥，因为首都不在南京，因为这个学校办在南京，所以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接着又把国立两个字去掉改名南京大学，这个一直维持到1952年，1952年院系调整这个下面我会讲到，院系调整之后，我们这里把工学院留下其它的分出去，我下面一一讲怎么个分法，让同学们对东大的历史有一个具体生动的了解，不要道听途说。王老师讲的是正统的（笑声，热烈掌声）。1952年10月之后，改名为南京工学院，1988年恢复东南大学的校名，我们曾经叫过东南大学，后来因为韦钰校长他们，主张发展文科，主张发展多学科的学校，就不仅仅是工科，当时韦钰同志提出要“巩固工科，加强理科，发展文科”，这样东大就朝综合性大学发展，那么就不能继续叫南京工学院了，所以改名为东南大学，这样从1988年到现在，同志们，又有20余年了。我是改名为东南大学之后才来到东大的，我没有来到南京工学院，我来的就是东南大学。2000年有几所学校并入东大，其实在我校的历史上有多次，最多的有9所学校当时并入，后来改名为中央大学之前有多所学校并入。前面我们学校历史上有这几个校门，后面几个校门都是一种格式，前面的这是两江师范学堂的校门，那是国立东南大学的老校门，下面就是最早的中央大学校门，在下面这个图下面，实际上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的校门，只不过是后来又一修再修。同志们，过去东大的校门是学生设计的，是建筑系的学生设计的，不是教授们设计的。这是南京工学院的校门，这是我们现在改名为东南大学之后的校门，实际上后来这三个校门都是一个门，没有改变过，当然我们现在又要加上九龙湖校区的门了，又有所不同了。
下面我用较多的时间讲这百年来东大的精神与办学特色。东南大学靠什么精神发展到现在，而且能够越办越出色，而且能够培养出多少著名的人物。
第一，由于东大“诚朴雄伟，止于至善”的办学精神。这一点是一代代东大人的精神，也是一种道德的追求。这一点最早是南高师校长江谦提出来的，他认为道德、学术、才识之完善，均应本于至诚，诚则自诚。
江谦作词的“南高师校歌”即云：“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这个校歌在2002年被南京大学选作校歌，这是我们的校史上最早的一个校歌，南大当年定校歌的时候也经过了两年的征集校歌，最后决定在几个校歌当中选一个，也有新写的，新写的大概不怎么样，后来也请把历史上的几个校歌又请印青同志，跟我们校歌的同一个作曲家请他重新谱曲，对历史上的两个老校歌重新谱曲，加上这个校歌，请了二三百个专家学者来一起投票，投票下来得票最高的是汪东和罗家伦作词的两个中央大学校歌，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要定老校歌干脆定一个最早的，就选了这个校歌，这个校歌大概是1916年写成的，你算算到现在多少年，90多年了吧。我在这里引这个校歌只说明一点，当年江谦也就是南高师的校长，他就是主张把“诚”作为我们学校的立校之本。同志们到东大来都不止一年了，就是我们大一的同学你也来快满一年了，你觉得东大人有什么特点？东大人厚道。（热烈掌声）厚道呢，我们生活的南京这块土地，南京人就比较厚道，你到饭店里去吃饭，我们三四个人去点了三四个菜之后，管点菜的那个服务员就说差不多够吃了，不够你再点。你到其他地方会遇到这种说法吗？怕你不给钱啊？没有。南京人这就有他的厚道之处，你够吃了再点就浪费了，当然不排斥你肚子很大，点五个还不够，你不够再点，这就是南京人的厚道之处。生活在南京这块土地上的我们东大人更是诚实厚道的典范，所以东大以“诚”立校，江谦认为“诚”含着知、仁、勇；“诚”孕育着德、智、体，这是一切道德的基本的部分，你没有诚信还谈什么道德，你都弄虚作假，现在社会上剽窃、抄袭另外一个弄虚作假搞伪装的，你如果都搞这一套，你还有什么道德可言？《红楼梦》上叫“假作真来真也假”，如果你搞许多假的东西，你即便是真的我也不相信了。所以当江谦提出，全体师生均须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始终讲一个“诚”
字。在南高教授中，曾流行过这么一段话：“想为官者上北京，想发财者去上海，唯我心甘情愿在南高。”东大人确实有一种奉献的精神，想为官你到北京去，想发财你去上海，你留在学校留在我们南高师，就要有一种自甘清贫的道德精神，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到中央大学时期，校长罗家伦还提出“诚朴雄伟”现在是南大的校训，南大都是用的老祖宗的。
这四个字做校训，“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阶梯，亦不以其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治学须备尝艰辛，锲而不舍，对学问要有诚意，要有一种负责的态度，人与人之间更是推“诚”相见。这是一种精神。说实话我工作过不少单位，到东大之后我这一点感受很深，东大绝大多数同志，上至校领导和一些中层领导，下至我们许许多多的老师乃至我们广大的同学，都有一种“诚实、诚信、厚道”，这一点给我印象极深，大家不做伪。我们许多人都是透明的，透明的人优点大家看得见，缺点别人也看得见，只有一条，我们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热烈掌声）有缺点是有缺点，脾气不好，有的时候还会性子太急会发火，这些看得见，大家都看得见，没有多少特别的隐私让人家见不得人，没有这些，东大人这一点应该引以自豪。另外，“诚朴雄伟”的“朴”即质朴、朴实的意思，力戒浮华，做学问切不为装点门面。崇实而用苦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伟”则是“大雄无畏”、“伟大崇高”的意思。我们中华民族自五代以来一直很柔弱萎靡特别到晚清时期，成了列强们弱肉强食的对象，我们要振兴中华文化，不可有偏狭纤巧，也不能存门户之见而固步自封，所以同学们注意我们用“海涵地负”这四个字写到校歌里面去，留神注意的同学可以找到“海涵地负”这个词在《词源》、《辞海》里都查不到，有人说王老师你为什么用这样冷的一个词？不冷。为什么？“海涵”好懂，“地负”也好懂，合在一起意思也没有变就是要海纳百川、地载万物。（热烈掌声）这一点跟罗家伦校长讲的“诚朴雄伟”一致，要有这种气度，东大人不要那种斤斤计较，一天到晚算小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对别人踩了你的鸡眼这点仇都要报，这种人就没有多大出息。东大人就要大度，我们生活在这个名校，就要有这种名校的气概，同志们记住“海涵地负”，让它伴随自己一生，走到哪里你脸上都刻着东大人几个字，要有这种“海涵地负”的气度，要能海纳百川、地载万物。“诚朴雄伟”、“止于至善”这两个校训的最好实践者首先是曾经在东大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的许多校领导，比如李瑞清、陶行知、刘伯明、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汪海粟、管致中等人，这里除了刘伯明没有当过学校的一把手之外，其他的都是学校的一把手，刘伯明是当时老东南大学的灵魂，他尽管是相当于学校的二把手，当时不叫副校长，但实际上是学校的灵魂。他们的道德人品，堪称我们的表率，从而铸就东大人朴茂、勤勉、踏实、低调、真诚可信赖的形象。我会多次提到东大人的低调，不浮夸不虚夸。青年人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精湛的学识，又要有高尚的情操和气节，且要有一种雍容的风度，要大度。过去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也许没有谁今后能做到相当于宰相这样的官职，但是都要有这种“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要记住要诚朴、要雄伟。1941年7月，罗家伦即将离任，在毕业典礼上谈到青年修养时说：“胸襟狭，格局小，藩离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谈风度，我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你是从东南大学出来的，是从名校出来的，要有这种大度的做人气概，你要跟其他人在一个单位共事的时候，一看你跟别人就不一样，就像过去两个女子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小家碧玉，一比就不一样，大家这样，我们每一个人走上社会都是东南大学的宣传员，人家看东大就从你身上看，你要有这种泱泱气度，泱泱大风的气度。郭秉文校长曾形象地把“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比喻东大的校风。这一点我们生活在南京，在东大这块土地上求学好多年，今后要把这种“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这种精神带到全国各地。
第二点是求真务实、不趋时尚。从南高师的时侯开始，我们学校的教授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是很讲究节操，第二是重学育人，更把育人放在前面。前者讲操守，讲气节，讲有所不为。有的事情东大人绝对不去做，要有所不为，这便注定东大人在百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当中不趋附权贵，也不随波逐流，这种精神风貌是非常可贵的。举几个例子，二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到处提倡全盘西化，废除文言，提倡白话，这一点以北大的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当时在国立东南大学，就以吴宓他们为代表的一些人办了一个《学衡》刊物，跟北方的《新青年》等等刊物唱反调，有人说，我们学历史的时候，都是肯定《新青年》，肯定新文化运动，那么你们这些是保守派，同志们，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大家头脑都发热的时候，他头脑发冷（笑声、掌声）。它认真地针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当中主张“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主张而创办，它反对我国当时流行的西方浪漫主义、实验主义、白话文学，是一种批判性、代表性的综合刊物。他们从1922年1月创刊到1933年7月停刊，出了79期，其中王国维、吴宓、柳诒徵这些人都大量地为它撰稿，它在其第一篇《简章》，相当于发刊词里就这么说：“我们办《学衡》的主旨就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除了昌明国粹与灌输新知外，还能不趋众好、追求真理，以期开启民智，转移风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种风格，了不得！东大人敢于在这个时代潮流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发出一个与主潮流不同的声音，这太了不起了！（热烈掌声），有人说大概像胡适、陈独秀那些人都有留洋的经历，大概我们的学衡派都是穿着长袍马褂、拖着一个清朝人的长辫子，然后来写一些复古、复旧的文章。正好相反，当时东大的教师中有留学经历者或外籍教师占64.4%，其中理科占86.2%，农科占83.3%，工科占80.0%。1930年中央大学153位讲师以上的专任教师中有130人（占86%）曾留学国外，绝大多数都曾经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当时学衡派的主编吴宓就是一个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有很深的国外生活经历的人，当时是这些人他们学贯中西，看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又亲身啃了一些洋面包，回到中国来，他并不认为西方的月亮永远比中国圆，既要在科学、文化、包括管理、民主等等一些制度上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并不主张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同志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为打倒孔家店、为废除文言文，我们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这么多年来，出过许多过左的东西，同志们想想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出了那么多的大师，解放后六十多年了，马上今年是解放六十年，我们新的教育制度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师来，这一点跟新文化运动当时提出的某些东西过左的口号、过左的做法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过份的否定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传统的东西不是什么都好，古代把那些女人都裹小脚，走路都那么一蹬一蹬的，这就不好，要否定，但不是什么都否定，王老师在这里讲了一学期的唐诗，今后还有可能在这里一学期的讲唐宋词，还会讲中国的诗词格律，那么这些我觉得就不要否定，古代有不好的东西，也不要认为老祖宗什么都好，如果是那样，还要我们干嘛？老祖宗也有不好的，但也不是洋面包什么都好，外国的艾滋病至少不好（笑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好的先进的技术传过来了，但也有一些坏的社会风气，中国绝迹了多年的性病现在是非常普遍了，吸毒，现在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早先几年也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并不是西方什么都好。
“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和不作任何批判的“全盘西化论”，所强调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学衡”派几乎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后来也一直被冠以“保守派”的桂冠。但学衡的旗帜却是我们东大人最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可惜今天，东大包括我王某人在内，没有本事来高举起旗帜，这样的旗帜应该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应该跟当前的许多追求学术界的许多时髦的东西要敢于唱些反调，当今学术界的一些主流派许多风气并不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有许多做法是有害的。比如说，追求论文的数量，好像越多越好，级别越高越好，不是，前两天我给研究生同志上课的时候，我说你们在座的女生要找男朋友，要定很多个标准，比如说身高，每个人心目当中实际上是有个标准的，你愿意找一个一米四几、一米五几的男孩子吗？你肯定不愿意，但是这个标准你不能定的太高，如果定的太高，你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两米三零的，（笑声）这个标准定高了，其他的什么标准你都不要提了，为什么呢？在中国有没有两米三零的人就是个问题了，你能不能找到两米三零的人，这个标准定的有必要那么高吗？我看，假如说你希望高个子，定了一米七零还低一点，你就定一米八零，再高就是毫无必要的，除非你就是女运动员，你是女排的主攻手，你本身就一米八零，你找个男友应该是一米九零的，对不对？为什么要把这个标准定的那么高呢？现在追求论文的篇数，追求那么多，十五篇论文的人一定比十篇论文的人好吗？甚至一定比五篇的好吗？不见得，五篇很有分量的论文，甚至超过二十篇，超过五十篇都不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