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松下话东大（四）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一万多字，现在研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文章少说有五百万字，加起来能顶得过这一万多字吗？我研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是二十四首诗，每一首四字句，十二句，一首是四十八个字，它总共加起来一千多个字。当年研究《二十四诗品》的人的著作和文章恐怕一千几百万字都有了，能顶的上《二十四诗品》吗？不是越多越好，我们的校歌就是五十八个字！（热烈掌声）我们这五十八个字，我花了将近七千个字去解释它，还没有解释透，我前面写的过程当中还不止想那么多，但不能说的更多了，我写那个赏析是写给印青同志看的，有的人嘲笑我，说哪有人自己写首诗，又自己写首赏析（笑声），他们不知道我写给作曲家看，印青同志要充分看懂了我这首诗，他作出来的曲子才能充分体现我的创作思想，才能体现我们东大的精神，体现我们东大人的特色！（热烈掌声）东大人敢于跟历史唱一些反调，在北洋军阀和国名党统治时期，“东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不作武人政客之傀儡”，“东大学者，慕真务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究义利之别，明诚伪之分，浸身于学问之中，不恋权势，不苟流俗，洁身自好，外人曾可惜以东大不出显要为憾。唯东大师生，以此为荣，以此为乐。”有人说东大没有出过政界的显贵，东大人过去以我们的毕业生不当官作为荣耀的，这一点当然今天我们还是适当的改变一点，如果我们在座的很正派，为人非常正派，又具有我们东大人的精神，又有那种雍容大度的气概，如果你去当国家领导人，既是我们东大的荣耀，也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幸运，但是你必须把东大好的东西带过去，否则你变成一个贪官，祸国殃民，也是东大的耻辱，这样的官不是东大的荣耀！（热烈掌声）我们学校历史上，我说的这四个人都是校长：李瑞清是两江师范学堂的校长，他当时为了救东大的学生，东大的一些学生当时被满清政府抓起来了，为了救学生，他接受了江苏布政使的头衔，然后把许多学生放出来，我们的校领导爱护学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自己去冒很大的风险。
　　吴有训是解放之前中央大学的校长，他也是保许多地下共产党员，我有个朋友是原来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的叫李飞，当时就被国民党抓在监牢里，就是吴有训把他们保出来的。
　　汪海粟是五七年前后南京工学院的院长，在五七年反右派的时候，他为了保一些老教授，为了保我们老师同学不被打成右派，他自己挨整，当时学校党委委员十九人，三个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三个人自然开除党籍，另外还有两个人被开除党籍，汪海粟同志是国务院周总理任命的南京工学院院长，后来被贬到南京机床厂当副厂长，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直到“文革”之后，才落实了政策，担任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来担任江苏省副省长，很有幸，他是江苏省诗词协会会长，又兼我们春华诗社的名誉社长，我是江苏省诗词协会副会长兼春华诗社的社长！（热烈掌声）汪海粟同志是我们南工人的骄傲，有这样的领导，当政治压力来临的时候，为了保护老师学生，宁可自己顶着，这跟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先走顶着的的那些人是一回事，不过那种政治压力比地震压力更可怕，你们没有经过那么多的政治灾难，王老师是在“文革”当中两次当反革命的，所以，我知道被打成反革命、被整是怎么一回事。
　　林克是“文革”后期南京工学院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小组组长，当时南工、南大的一些学生在新街口闹事，贴“四人帮”的大字报，“四人帮”攻击周总理，他们公开的在新街口贴上大字报，在南京开往全国的火车上写上：“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矛头是指向“四人帮”
　　的，当时的省委领导召开常委会，把林克同志叫到会场上：“回去都给我好好查，把这些人重办!”林克回来说：“不查，照样分配！”所以保存了当时冒着敢于顶着“四人帮”在江苏代理人的政治压力，保护南京工学院的当时的学生，所以“文革”一结束，“四人帮”一被打倒，他就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所以东大人在历史上几次具有这种反潮流的精神，这一点很了不起！（热烈掌声）我们东大的办学精神和办学特色的第三点是嚼得菜根，自觉奉献。
　　“嚼得菜根”就是吃得了别人吃不了的苦，能自觉奉献，东大人以俭朴为荣。
　　这里，我特别介绍王酉亭的精神。
　　王酉亭是抗日战争之前我们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的一个技师。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罗家伦校长远见卓识，日本鬼子打到上海，他就又买了许多木板，作了许多木箱，把学校那些重要的图书、仪器都装满箱子，运到四川去，在重庆大学附近沙坪坝一带找一块地方，盖了许多简陋的房子，然后正好有个叫卢作孚的人帮着国民党把四川的军队调到南京来，当时运兵运到南京来，他空着船回四川，罗校长跟他协商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箱子运到重庆来，卢作孚不要一分钱帮我们运，所以，等到日本鬼子快打到南京的时候，中央大学很多重要的仪器设备以及图书都已经运到重庆，但是还有些东西运不走。我们进口的许多也很珍贵的猪、牛、羊、鸡、鸭、鹅等等运不走，所以1937年12月4日，日本鬼子快打到南京了，罗家伦校长被迫要撤离中央大学的时候，到我们现在的丁家桥校区，当时的农学院所在地，接见一些职工就说：“你们愿意到四川去的同事希望几月几号之前到重庆我们的中央大学报到，还有一些同事实在不走的，给你派遣费，解散费，你就回家”，他还对畜牧场的人讲：“现在这些进口的这些猪、马、牛、羊实在没有能力运走了，你们就地处理，你们已经为中央大学尽了最大的力了。”当时有个技师叫王酉亭，把学校发给他的派遣费，还有几个人，约到一起来，就用这个钱，他不忍心把国家花了大价钱进口来的猪、马、牛、羊最后落到日本鬼子手里，或者就进了屠宰场杀了当肉吃，他把这些鸡关在笼子里挂在牛背上，租了四条小木船，在日本鬼子打进南京城之前三天，从下关渡过长江，又到了浦口，然后由这个队伍牵着这个牛、马、羊，然后把鸡笼子挂在牛背上，每一天走十几公里，等到他们到合肥的时候，日本鬼子就打到南京了，然后一路走，从全椒、合肥前进，在合肥失守之后，他们又来到了大别山区，在六安的叶家集度过严冬，天黑又冷，大)封山，那个时候也不宜赶路，他们就在叶家集过冬。后来学校知道了这件事情，东大拆迁的队伍中还有猪、马、牛、羊的这样一支队伍，所以罗家伦校长给他们汇去一笔钱，然后他们就在叶家集的小山村过冬，第二年的春天又再度西征，到了八月中旬，这个大军本来想，现在叫京汉铁路了，就是北京到武汉的铁路，想到坐火车到武汉，然后再坐船到重庆，但是他们失算了，不久国名党军队大溃退，用火车装这些退兵都来不及，再加上不久武汉失守，武汉也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回到武汉是不可能了。要想从信阳乘火车去汉口不行，然后他们就想向襄樊老河口进发，武汉沦陷之后，才到桐柏山区，又在那里过第二个冬天，1939年的春天继续西行到重庆，到10月才到达宜昌，最后坐了一小段船到重庆，历经23个月，从南京走到重庆。同志们，这是什么精神？（热烈掌声）有一天黄昏的时候，罗家伦校长到重庆城里去开会，从沙坪坝出发，走在路上，看到公路上迎面一大堆的猪、马、牛、羊啊，浩浩荡荡的队伍来了，这就是王酉亭从南京带来的队伍。罗加伦校长从车子上下来，抱住那个牛的头都哭了。战乱年代，不但人遭受灾难，连这些猪、马、牛、羊也步行二十三个月从南京走到重庆。同志们想想，当时战争的时候，很多学校都溃不成军，中央大学除了房屋没有运走，地皮、草、树木没有运走，连猪、马、牛、羊都去了重庆！（热烈掌声），同志们再想一想，每天走十几里地，十几公里吧，天上是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路上常常是洪水泛滥，很多地方的道路都是泥泞的山地，靠着两条腿走，走23个月啊，比我们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只走了12个月还要长啊，太了不起了，这是我们中央大学，我们的老祖宗是这样做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学校能够兴旺发达，靠的是这种王酉亭的精神！（掌声）我们今天的东大人，没有为学校做多少贡献，要这要那，嫌房子小、嫌工资低、嫌奖金少？在王酉亭面前我们不感到脸红吗？同样是东大的人，王酉亭只是一个普通的技师，我们这些人是教授，你还觉得学校对你亏待了吗？所以每次讲到王酉亭，讲到我们东大人，这些一段历史的时候，最近周武忠同志他们对九龙湖校区一些文化建设做一些规划，我力主找一块地方列一个王酉亭的纪念碑，因为这样一个畜牧场的普通技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非常高大的东大人的形象，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个不很令人注意的，在其他外校的书上是查不到的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名字，他也是东大最光辉的名字！（热烈掌声）小人物了不起，大人物也有了不起的，我们的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全国的最高学府的校长，穿着一领长衫，人家其他学校的校长到教育部去开会，西装笔挺，坐着高级小轿车来，他自己穿着一个长衫，坐着个小黄包车走到教育部门口，教育部的人好几次把他挡在门外，开大学校长会，你来干什么？按照国家规定，中央大学校长是住小别墅的，而且国家会派很多个人来给他做服务员的，他把自己家的小别墅分给几个教授来共同住，自己仍然住在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集体宿舍里，两家共用一个八平方米的一个小客厅，儿子在家里都没有床位，儿子当时在上中学，就是当时的中央大学的附中，就是在今天的南师大附中读书，叫儿子在学校寄宿，家里没有床，睡不下，身为一个大学校长，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令我们叹息。他母亲死了，蒋介石亲自派人给他送去一笔钱，他拒绝，他并没有钱，跟学校临时预支两个月的工资回去办理老母亲的丧事。这样两袖清风的校领导，才能把中央大学带得好！（热烈掌声）。
　　我们学校的师生虽自甘清贫，但在学校、国家遇到危难时却从不畏缩，乐于奉献。早期我们南高师的口子房是学校的主教学楼，突然失火，烧掉之后，学校立即陷入了巨大的灾难当中，结果，全校师生，学生每人捐二十个大洋，老师，一般的捐一个月的工资，我们的校友也纷纷给母校捐款，当时我们学生的演出队到苏州、上海去义演募捐，大家重新把学校的楼盖起来。抗日战争的时候，国家遇到危难，同学们没有好的吃，当时吃那个充满着稗子和石子的那样粗米饭，吃的菜就是那个苞菜的边子，当时被重庆的沦陷区称为飞机苞菜的那个东西。学生们那么苦，教师们的生活也很苦，最初，抗战初期的时候，正教授一般是三百五十个大洋，而米是十块钱一石，三百五十大洋养活全家生活是很富足的，但后来米价腾飞，教授的生活也过不下去，有许多教授得同时到几个学校去兼课，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傅抱石、徐悲鸿等这些中央大学的美学家，这些著名的教授到国外去办美术展览，徐悲鸿得到的四十万大洋全部捐献给国家！（热烈掌声）我们东大人世世代代把国家的命运，把国家的前途安危看得远比个人重要，所以在战争年代我们中央大学没有畏缩，没有一筹不展，在重庆的时候，我们住在茅草棚子里，当时日本鬼子经常来轰炸，我们在茅草棚里却出现了我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全国一些精英人物都陆陆续续来到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下面我讲到一些重要人物的时候，很多都是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期。
　　四、敢为人先、创新进取我校是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的：1919年12月17日南高师校务会议根据陶行知的提议，决定1920年夏招收女生。本与北大相约一起行动，但北京的保守势力更甚，南高1920年夏招收李今英等正式生8名，接受旁听生50余名，北大只招收了几名旁听生。到前东南大学时期更有了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她曾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稍后，美籍华人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赛珍珠，留法女画家潘玉良（一作张玉良）也都成了我校的女教授。
　　由陶行知首倡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清末以来，我国一直沿用“教授法”一词，陶认为它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理解是“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陶认为“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其理由有三：一是先生的责任不仅在教而在教学，教学生学；二是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三是先生不仅要教也还要不断地继续学。这一提议曾在南高遭否定，但在郭秉文校长支持下终获通过，且渐渐通行全国。
　　我们学校最早采用“选课制”，推行课程改革，当时国内高校均实行学年制，每年开若干门课，既不可不学，亦不可多学，毕业年限亦固定，1919年南高师校务会议即决定，实行“选课制”，相当于今天之“学分制”，这一点，我校又居全国之先。
　　对教育学科进行改造，教务长陶行知的倡导：“教育要科学化，实行科学教育”，反对“沿用旧法，仪型外国”，提倡“教师要做创造的科学家，敢于探索未发现的新理，开拓未开发的边疆”，还提出“教育的理论应植根于自然科学，并把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广泛运用到实践中去”。在郭秉文校长支持下，办起教育专科，由陶行知兼科主任。该科把“科学常识，由著名心理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陆志韦讲心理学，请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韦斯特大学神经学研究员秉志教授讲生物学、生理学、陶行知讲遗传学……，使学生有良好的科学基础和本门学科的基础。自南高、东大、中大直至今天南师大，教育学科一直居全国领先地位。
　　面向社会开设暑期学校。有感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1920年南高在全国首开暑期学校，第一期学生即达1041人，以后每年亦近千人，来自全国20多省区及朝鲜的大学、大专、中学、中专毕业或肄业的学生、私塾先生均来就学，后成为著名词学家的夏承焘便是吾校暑期学校学生，南高、东大的著名教授加上聘请的专家如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江亢虎、晏阳初以及美国的杜威博士等均曾前来任教，这是一种服务社会的推广教育。
　　竺可桢创建了新型的地学学科，我们的气象学走在了全国的前头；秉志教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和生物研究所；茅以升教授扩充工科，创建土木、电机学科。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工学院的很多的基础都是当年茅以升等人创建起来的。这些，我们东大人都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熊庆来教授创建了东大数学系，把近代数学引进国内、培养了我国最早数理人才，成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胡刚复为哈佛大学博士，专攻物理，1918年回国，在我校任教11年，南高时期，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1920年创建物理学系，先后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他还是“电位”、“熵”等物理名词的最早定名者，他被誉为“真正把物理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
　　我校还是中国核物理学科的发祥地，1947年3月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和教授毕德显，受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委托，在美国购得供原子能研究的机器设备，设实验室于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委托，在美国购得供原子研究的机器设备，设实验室于中央大学东北太平门附近的小九华山下，这是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之始。后来赵忠尧成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他与多名我校校友成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