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

　　一弯上弦月已落到树梢，清华园也被夜色浓浓罩住，万籁俱寂，我上完清华晚间的课，再答完疑，激情奔涌的心境还未平静下来，又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往寓所赶。我要赶紧回去给妻子打电话。这是我独处异乡每天必做之事，她不接到我的电话是不会睡觉的，虽然这时已过10点半钟。
　　我是从东南大学退休后应聘来清华任教的，转眼一年多了。妻子刘淑贞虽也从南京大学退休，却因办着一印刷厂，不能陪我一起“北漂”，这就使我们年过花甲还得经历分离之苦。
　　我们的父辈是上海同厂的工人，私交很好，我俩又是初高中同学，坐前后桌。她是初中全班13个女同学中唯一考取高中的。我们都爱文学，她经常把我课桌抽屉里的小说拿过去看，当时为此也有过不少次“冲突”。
　　从恋爱开始，我们就踏上“文革”的时代列车，当时我们才通信一年多，只约会过三次，我就在1966年6月初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这是江苏省“文革”中的第一批“反革命”）。我是参与了一张给校党委提意见大字报《居心何在》的起草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当时我是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不满20岁。铺天盖地的反击大字报和无休止的批斗，使我将自己与50年代的“右派分子”画上等号。我知道，等着我的未来是深重的苦难，我不想连累她。就在被打成“反革命”的第三天我写信给她，如实告诉她我的处境，我已从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成了“反革命”，要求断绝通信联系。五六天后我就连续收到她的几封回信，她安慰我，劝我坚强些，并表示她会永远跟我站在一起。收到她的来信的次日我们就被“平反”、解放了，但她的信使我们确立了终身的伴侣关系，我们是可以互相信赖，是可以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正月，我还在农村劳动锻炼，因参加民兵造“土地雷”实验，被炸伤，与我一起负伤的一个一只手被炸飞，另一个一只眼几乎完全失明（他们后来均被定为一级残废军人），而我被送到医院时，因严重脑震荡呼吸心跳都停止了，县人武部做出决定追认我为革命“烈士”，并让公社人武部长陪我爱人去常州医院。我却在医院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她在我恢复知觉后赶到医院，当时我面部血肉模糊，焦黑一片，眼睛被绷带蒙着，头发被剃光。我看不到她，我却分明感受到她在流泪。她在医院精心照顾我。我恢复得很快，是爱的力量使我从与死神的抗争中赢得胜利，我只22天就出院了，而且未留下任何后遗症。一个多月后我就能回到生产队开手扶拖拉机耕地了，后来照样能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考试。
　　最难忘的是“文革”后期那次被打成“反革命”。我当时大学毕业在故乡一所小中学里当副校长，教着语文课，因为给县里老工业局长改一封给上级的申诉信而被关起来。也许是书生气，自以为有理，竟不肯认“罪”，尽管来我专案组视察的县纪委领导私下对我说：“哪有组织向个人低头的”我却认为自己没有错，而关心政治又心直口快的性格让我不得不每天为自己过去所说的话辩解，就是不肯认罪，这就使我愈关愈久。
　　开始我被关押在一所已弃置的乡医院里，周围没有围墙，倒有大片桑树。我爱人和女儿常常能来看我。后来因为我态度不好，而当时专案组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而我公然对县纪委书记说：“我绝不走坦白从宽的道路”，态度不好成了我的主要罪行。
　　在我被关押的309天里，妻子含辛茹苦。有时爱人晚上到距我关押处南面50米外一学生家，该生是位残疾人，他正在我任教的中学读书。每次我爱人到了他家，他母亲就让他的哑巴哥哥来通知我，哑巴向我做个眼色，民兵和专案组员忙于逗哑巴，我就向民兵请假上茅坑。妻子已借夜色和桑树的掩护在茅坑附近等我。她比我勇敢、坚强，总是安慰我。
　　妻子当时在一家小工厂做工，一人带着两个不足10周岁的孩子。她要上“三班倒”，经常上中班，深夜11点才下班，或是上大夜班，深夜11点上班。还要到处打听我的案情，关心我有没有又挨批斗，有没有与专案人员干仗。她当时身体很弱，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劳累与精神压力使她一次次晕倒在车间和回家的路上。
　　当时物资十分匮乏，过年只买得起二三斤黑市高价肉，妻子自己不吃，也舍不得给孩子吃，总是把肉和点别的菜一起烧，让孩子给我送去。甚至连一点肉皮也要炸炸，留着烧给我吃。开始我关在医院时，孩子送菜来能见到我。每次见到孩子来，我都迎上去，大女儿燕子把菜递给我，特别交给我一个小纸条。我主动把菜送给看押我的民兵检查，回到屋里，迫不及待地拿出女儿给的纸条。那是妻子写的，她听我在县委当秘书的学生说，县委领导经常开会讨论我的案情，将对我采取何种新行动。连看几遍，能一字不错背出来，就把它撕碎，然后一点点吃下去。纸条在胃里，妻子的话我却记在心里。
　　夜晚，久久难以成眠，我想着妻子女儿，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我给她们带来的罪孽，何时才能还清呢？对党、对国家，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罪；对妻子儿女，我是有罪之人。她们为什么要跟我受这样的煎熬呢？
　　县委决定把我进一步“隔离”起来。把我关到一个尚未完工的食品公司仓库里，四面有围墙，出大门就是大港，只有一个坝通到对面的公路上。又把关我的房间窗户钉死，用牛皮纸遮蔽住。我只能从窗角扒开一点缝隙，看到通往公路的土坝。什么时候我才会走过这土坝回家呢？
　　然而，接下来我倒是天天被民兵押解着走过土坝去县和各公社的人民大会堂接受批斗，对诬陷、恐吓渐渐麻木的我，对不绝于耳的口号也渐渐无动于衷，只是我站在批斗的主席台上，我都仿佛看到妻子的眼睛，似乎那双疲惫辛酸的眼光中才透射出温情和信任。它让我挺直腰杆，直面人生。我想起鲁迅的话：“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想到这里，我会心地笑了。挨批斗还笑，而且绝非装出来的笑。台上台下都笑了。这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在县人民大会堂，斗我一场，我笑了六次，全场也笑了六次。县委领导未想到才三十出头，书生气十足的我，却叫他们下不来台。王某人的头这样难剃，我的那位专案组特派员几个月前还说他“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这时也觉得无奈了。
　　这里离家远得多，孩子小，要上学，妻子就不让她们来了，来了也见不到我。经常妻子都要找个理由来看我，给我送点东西，送吃的，也送衣服，还送王力的《古代汉语》等与古代文学有关的书籍。妻子已在为我出“狱”后考研究生考虑了。当时，专案组已不容许她与我见面，等她走后，检查过她带来的东西，才让人把东西给我送过来。我一接到东西，知道妻子刚来过，立即到被封闭的窗下，从缝隙中看，这时她刚走过土坝，当她快踏上公路之前，总要驻足朝着关押我的囚室深情地回眸一望。虽然相隔不过数十米，我已不能看清她的目光。但与之相依为命十多年的我，却分明能见到她的泪花。她充满爱和恨的目光，此时无声地告诉我：别气馁，要挺住！困难总会过去！
　　我也仿佛看到她瘦骨伶仃（当时她体重只剩70多斤）的身子里所蕴含的力量。时过三十多年，我永远忘不掉她那回眸一望的目光。每当我疲惫欲偷点懒时，想起那目光就平添了无穷的力量；每当我小有成就，有点自满自足要忘乎所以时，就会从那目光中看到轻轻的责备；每当我再度受挫，就会想起三十年来妻子的鞭策与期望……妻子这回眸成了我永生难忘的记忆，成了我毕生自强不息的动力。
　　后来，是这双眼睛督促我排除万难报考研究生。当时家庭经济困难，她自己种菜喂鸡（种得特别多的是苋菜、青菜和丝瓜），还给她所在工厂糊包装螺钉的纸盒，把省下的钱给我买书，三年间我买了近千元的书，差不多等于我三年工资的一多半（当时我的月薪51元）。她无怨无悔。全家人都跟着我节衣缩食，至今我们保留着大女儿上初一时被评为县中“三好生标兵”的照片，清癯瘦弱的她穿的是她妈很旧且有点破的春秋衫。
　　后来我研究生毕业到南京工作，设法把她调到我的母校南京大学的出版社工作。我正在读唐圭璋教授的博士生，为了她的工作和两个女儿的学业，我被迫中断博士生的学习。虽未能取得博士学位，第一次能以自己的辍学回报妻子女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是妻子身体力行，为我们树起事事为别人着想，为别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家风。
　　再后来她支持我到东南大学工作，支持我编《大学语文》教材，支持我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创建两门国家精品课程，支持我撰写《东南大学校歌》，支持我退休后到清华大学任教。我每一点成绩的后面，都有她的推动。我很多的文章，著作，她是第一个读者和审稿人。我五十多部著作、教材的封面上，我的名字之前都应写上她———刘淑贞的名字。
　　我们结婚也40多年了，经历过无数次的分离，而这些分离大都是由我的原因造成的。夜深了，月光静静地照在我的脸颊上，泪水打湿了枕巾，我每晚都在这思念与回忆中安然入睡。梦中我又穿山度水回到南京，和她在一起，我又能见到那双永生难忘的眼睛……
2010.9.22（中秋）改定于清华大学
2010.10.15再改于清华大学西南楼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