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载追梦

　　日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建筑轶事见闻录》付梓。这本书的作者是我校建筑学院一位82岁的教授。
　　这位教授有着传奇的学术人生：他是“建筑四杰”唯一的共同弟子；他是中国环艺学科创始人之一吴家骅、澳门特区文化局文化财产厅厅长张鹊桥等人的恩师；他是我国建筑学科第一部研究生样板教材的主编。
　　他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专著20余本，翻译专著4本，审核翻译专著3本，参加编写的专著则有30多本，在建筑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
　　他就是我校建筑学院刘先觉教授，自本科毕业60年来，他一直为自己的梦想耕耘不辍……
从闽江畔到长江左
刘先觉祖籍安徽肥东，1931年冬出生于福建福州。因为父亲忙于生计，母亲又目不识丁，刘家的孩子在学习上全都“靠天收”。
　　由于战乱，初中时代的刘先觉随家人辗转到江西，就读于宁都县中。初中生活至今让他难以忘怀，下课以后，他喜欢和同学跑进果园，摘下半生不熟的柚子当足球踢。
　　刘先觉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却总是拿不到第一名，短板在于语文。高一的时候，经过语文老师的悉心指点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写出朗朗上口的好文章，从此语文成绩扶摇直上。
　　为了学好英语，刘先觉煞费苦心。当时，基督教在江西的传教活动很多，教堂经常从英美淘到一些旧卡片，发给前去做礼拜的善男信女。刘先觉经常和伙伴们前去参加活动，然后拿着对方送的卡片不停地跟牧师“套近乎”，他的英语口语因此突飞猛进，还一度幻想能成为外交家。
　　高中时代，刘先觉偶然读到描写金陵大学校园生活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对南京产生了向往之情。这段时间，他还迷上了画画。彼时，刘先觉有了自己的新理想———做一名建筑师。
　　1949年高考，刘先觉被之江大学录取。入学以后，发现那里跟理想的大学生活有些差距，加之教会学校的学费昂贵，刘先觉决定退学重考。
　　1950年，刘先觉考进久负盛名的南京大学建筑系。当年建筑系有16名新生，大二年级8人，大三年级7人，大四则只有3个人。大家白天要参加各种运动，晚上就争分夺秒地学习。
　　刘先觉的宿舍在四牌楼文昌桥，教室就在如今南高院对面的平房里。上设计课的时候，全系学生同时坐在同一个教室，座位则按照年级高低从前排到后。杨廷宝、童寯、刘光华三位先生一起授课，四年级3个学生，每个老师负责1人；三年级7个学生，每个老师负责大约2人；以此类推。下个题目，老师们再重新选择学生。
“建筑四杰”唯一的共同弟子
谈起大名鼎鼎的“建筑四杰”，几乎人尽皆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学生———刘先觉。
　　在刘先觉眼里，杨廷宝先生高风亮节、风度翩翩。他说：“杨先生即使批评别人，也是和风细雨式的。”如果哪位同学图画得不好，杨先生就会很风趣地提醒：“你的画真像巴洛克的大作哎!”杨先生总是随身携带钢笔、卷尺和速写本三件宝贝，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杨先生重视基本功，教学生如何使用丁字尺、三角板，如何选择画笔，还手把手教学生削铅笔。
　　本科毕业以后，刘先觉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读研，成为梁思成先生的两位研究生之一。梁思成的开拓精神对刘先觉影响很大，在清华园，梁思成每周召集弟子去家里开研讨会。有时候，林徽因先生也会参加讨论。当时林徽因50岁上下，身体有恙但却温婉如昔，短发长袍的她有时还拿出点心、花生、瓜子跟大家分享。梁思成和林徽因相敬如宾，有一次，梁思成想拿出关于云岗石窟的资料翻阅，由于坐在学生们中间不方便走动，他就很礼貌地说：“林先生，能不能到里间帮我把在云岗测绘时的照片和手稿取出来啊？”林徽因说：“好的，我来拿，不客气，不客气！”
　　研究生毕业以后，刘敦桢先生向自己的同窗好友梁思成要回刘先觉，担任自己的教学秘书。刘敦桢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在建筑史研究中，他特别重视“实证法”。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刘敦桢带师生去苏州考察，远远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庙。刘敦桢说：“你们站着别动，判断它是什么年代的房子。”大家七嘴八舌地猜了一番，有的说是明代的，有的说是辽代的。听罢，刘先生说：“那是现代的，仿造品。判断建筑的年代，不能靠猜，必须找到证据！”接着，刘先生告诉大家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判断这所房子的年代：找找看庙的周围有没有碑刻；问问庙里有没有相关史料；爬到梁上寻找文字记载。
　　童寯先生不善言辞却知识渊博，尤对古今中外的历史了如指掌，被称为“活字典”。有一次，刘先觉画完渲染图，童先生觉得色彩比较单一，就把色盘里剩下的各种颜料胡乱混在一起，提笔用混过的颜色平涂到刘先觉的画上，发话道：“照我这个再画一遍”。画渲染的时候眼看墨水要“出轨”，童寯就用手往边缘一挡，墨水就不再往下淌了，但是童先生的手却变成了“大花脸”。
　　外语不离口画笔不离手
刘先觉十分重视基本功，他坚持“外语不离口，画笔不离手”。刘先觉先后学习了英、德、日、俄等语言，尤以英语为最佳。《建筑美学》的英文原著晦涩难懂，凭着过硬的英文功底，刘先觉把这本书翻译成通达的汉语读物并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多年如一日地练习绘画。当年刚走上讲台的时候，刘先觉经常主动请刘敦桢、杨廷宝等先生到班上听课，并指出其不足。
　　身为建筑史专家，刘先觉没有闭门造车，他经常做一些设计工作。尽管这些设计大多是义务劳动，他却乐此不疲。他不仅设计了南京中山路沿街商住综合楼工程的图纸，还参与了建设的全过程，从钻探到挖地基再到结构设计，他都亲力亲为。在南京火车站项目，刘先觉不仅参与设计，还做过粉刷工。经过在一线的打磨，刘先觉对室内外粉刷工艺、混凝土的配合比、沙子石子的挑选都很内行。为研究园林，刘先觉到美国去看长木花园，到法国看凡尔赛宫，还先后去了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
　　刘先觉上课不看讲稿，板书工整，字迹遒劲，画图精准。他在黑板上画，学生在纸上“照葫芦画瓢”，不经意间画图的进步就很大。出去测绘，刘先觉画完每一棵树，都要随手记录下画图日期、树的品种、树的高度、树杈形状等等。
　　耕耘不辍的“砂锅”
　　刘先觉非常好学，因为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齐康院士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砂锅”。
　　1981年，刘先觉被选派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听了斯卡利教授的《现代建筑理论》课程，他决心把它引进国内。原来他以为这门课就类似于中国的设计原理课。后来发现人家解决了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两个问题。而我们的设计原理课只探讨了“what”的问题。他收集到大量资料，仔细了解这门课的思想逻辑、学科构成。十年后，刘先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专著《现代建筑理论》。这本书成为教育部推荐的首批十本研究生样板教材之一，全国建筑学科仅此一本。
　　80年代初，建工出版社从国内选了十位著名的建筑史专家，请他们写一批关于国外大建筑家的专辑，刘先觉成为首选之一。他欣然应允，选择了自己最推崇的建筑师密斯·凡德罗，这本书后来深受业界好评。1992年，建工出版社请他又出了一本关于阿尔瓦·阿尔托的书。80年代末，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刘先觉开始研究生态建筑学并出书，他为此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本书后来荣获“三个一百”原创奖。
　　2000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特区文化局向刘先觉伸来橄榄枝，希望与他合作研究出版一本关于澳门建筑文化遗产的专著作为申报材料。刘先觉团队用三年时间完成写作任务，2005年，凭借着强有力的材料支撑，澳门申遗成功。后来，刘先觉又接手一个“大单”———受新加坡友人之托写就一本题为《新加坡佛教建筑艺术》的著作，并在新加坡出版，这本书现在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老版的本科生教材《外国建筑简史》分为厚厚的两册，是按照科研体例写的，不太适合做教材。建工出版社邀请刘先觉重新出一本《外国建筑简史》。刘先觉按照自己上课的讲义，新编了一本，这本书现在被很多高校选用，还被评为国家精品教材。
　　做他的学生很幸福
刘先觉教授桃李满天下，他带了100多位硕士和博士，其中不乏业界精英。
　　毕业于香港大学的澳门特区文化局文化财产厅厅长张鹊桥被刘先觉教授的学品和人品折服，跟随他攻读博士；来自台湾正修科技大学的学者梁宇元、许铭哲慕名前来求学；刘先觉的研究生吴家骅曾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了环境与艺术专业，成为中国“环艺第一人”。最近，因为设计人民日报大楼，刘先觉教授的弟子、我校周琦教授声名远扬……学生们说：“刘先觉教授不求闻达也不求富贵。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热爱祖国、提携后辈。”建筑学院葛明老师也是刘先觉的学生，他说：“刘老师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培养方案，把从前辈那里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
　　周琦教授常说：“刘老师做学问是个样板。”
　　刘先觉的严谨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周琦把“menandwomen”翻译成“男人们和女人们”，刘先觉批评了他，指出应该翻译成“男男女女”。刘先觉的一席话让周琦记忆犹新：“翻译不仅要信，还要达和雅。”
　　1989年，刘先觉要求周琦拍摄中国最古老的教会学校———汇文书院（今金陵中学），他把周琦带到那里，跟他讲解拍摄的注意事项，然后让周琦单独前去拍摄。回忆那段拍摄经历，周琦至今心有余悸：“光第一个建筑，我就拍了8次。刘老师总不满意，让我反复返工。”事实上，在这个看似单调的重复过程中，周琦收益颇丰。有了这次“小插曲”，以后再拍摄类似的东西，就驾轻就熟了。
　　建筑学院汪晓茜老师也是刘先觉教授的研究生，她说：“我跟刘老师住在一个院子，已经15年了。我极少在院子以外的地方见过刘老师，他几乎都在工作状态中。”
　　写《外国建筑简史》期间，作为刘先觉教授的助手。汪晓茜真正领略到他的认真劲。为了确保图片质量，刘先觉教授请汪晓茜把图片编辑的事情都做了：把五六百张照片按大小、高度、方向一一排好，加上准确的图片说明，印成册子寄给出版社。
　　作为刘先觉教授长期的学术助手，葛明老师数次被刘先觉的严谨折服。刘先觉的每篇文章都要逐字逐句地念一遍，他给学生改稿子像职业编辑一样专业，连打字员都说：“为刘老师打字很幸福。”看得出来，在弟子们心中，做刘老师的学生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