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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有丰生平简述
洪有丰，字范五，1893年11月22日（清光绪十九年10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祖籍安徽省绩溪县。他家境殷实，在歙县崇一学堂学习时，与陶行知、朱家治（注：图书馆学家，曾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业务副馆长）等为同学。1916年7月洪先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留校任图书馆管理员，后又升任图书馆副馆长。1918年，经陶行知介绍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馆员。1919年，经金陵大学图书馆美籍馆长克乃文先生介绍，洪先生赴美留学，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注：该校是世界著名的图书馆学校，于188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创办，1889年独立办学，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又将该校收回）。1920年7至8月，洪先生利用暑假机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中文图书临时编目员，可能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服务的最早的中国人。
1921年6月，洪有丰获得学位后回国，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为东南大学，他被聘为东南大学图书部主任（馆长），兼任图书馆学术集要课程教授。以后两次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馆长、两次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后，1935年7月聘请洪先生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洪先生任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2年8月，到华东教育部主持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图书调拨工作，同年12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任业务指导，后任副馆长。先生在这些学校的发展中，艰苦创业，呕心沥血，同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绩斐然，贡献卓绝，直至1963年1月27日辞世，毕生献给了图书馆事业。
洪先生是二十世纪20年代我国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1924年，洪先生发起成立南京图书馆协会和江苏图书馆协会并出任会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洪先生与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胡适等15人被选为董事，以后他多次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该会下设的教育委员会主任、编纂委员会主席等职。1956年12月，先生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委会常务委员，1957年、1961年，先后被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聘为图书组组员。洪先生被称之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奠基人”。
二、对东南大学的贡献
1、新建馆舍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的图书部条件较差，在校东口字形房中占屋10间。洪先生认为一所理想的大学必须有设备完善的图书馆，校长郭秉文认同他的理念。但当时国库空虚，向政府和工商界呼吁未果，学校只好通过募捐方式筹集资金，适蒙江苏都督齐夔元解囊赞助15万银元，用于图书馆馆舍的建造及配套设备的购置，使建馆经费迎刃而解。1922年1月4日新馆破土动工，一切建筑设计均由洪先生会同美国建筑师帕斯卡尔主持，历时两年，于1924年4月建成开放，齐燮元独资建馆，以其父齐孟芳之名来命名，故取名为“孟芳图书馆”。
新馆面积约1600平方米，平面呈品字形，钢筋混凝土结构，门廊采用爱奥尼柱、山花檐部等西方古典主义样式，主立面取横三、纵三式，造型严谨，线条考究，构图稳实，风格隽雅。内设办事室、图书室、阅报室、杂志室及陈列室等，一切设备均力求适合现代图书馆之需要。新馆落成不久，即享誉当世，被称为中国20世纪初期图书馆建筑的优秀作品之一。1925年，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来华访问说：“用最新办法办理图书馆事业，新式避火图书馆房屋之建筑，现有二处，南京东南大学图书馆和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是也”。前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评价东大图书馆说：“馆厦新建，擘划精详，设备完善，为继清华学校图书馆后之第二新式图书馆”。
2、藏书建设
孟芳图书馆落成，馆舍条件显著改善，馆藏空间明显扩大。但由于书刊购置经费虽由各系、科和学校提出预算，列入学校支付计划，却十分不均衡且不易到位，这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发展，为此，洪先生等人不得不经常发起募捐以补不足。如1923年12月12日，口字房发生大火，此前收藏在那里价值50000多银元的书刊付之一炬。次年1月，图书馆发起捐款，校内教职员捐薪13万，加上学生、毕业生的捐款合计16万，随后用这些捐款购买了相应数量的图书和仪器设备。在洪先生的悉心管理下，图书馆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馆藏数量也随之增多。据统计，截至1924年，孟芳图书馆的馆藏量为：中文书籍27025册，东文书籍196册，西文书籍4921册，农业专刊9116册，中文译本2412册，西文杂志95种，中文杂志121种。一年后，图书馆馆藏又有增加，中文图书36000册，西文图书12000册。朱自清先生1934年在《南京》一文中这样介绍：“若要看旧书，可以上江苏省立图书馆去……此外中央大学图书馆近年来也颇有不少书。”可见，当时中央大学图书馆馆藏之丰富，种类之繁多，这与洪先生前期打下坚实的基础是分不开的。洪先生对购书经费的使用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保障经费的使用合理有效。图书馆选购书籍分为两种，一是关于学程参考书籍及专门学科之图书，这是经教授选定介绍；另一种是关于普通参考书及图书馆学专门书籍，这是由图书馆选购。截至1937年5月，中央大学图书馆馆藏中西文及日文图书期刊共计407203册，其中图书186617册，期刊218778册，其他1808册。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珍贵者，如收藏有法国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之绘画（由散页装订成册）；敦煌石室唐宋佛像佛经（1914至1924年间出版，六巨册，由散页装成）；英国古代建筑图样百余幅（1821年至1838年原本拓成）。
3、保护图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9日下午6时，敌机第二次轰炸南京，以7枚各重250公斤的重磅炸弹环炸中大图书馆和科学馆四周，损坏校舍多处，炸死职工七人，10月中旬，中央大学开始大规模西迁。虽然洪先生8月份已将图书馆重要藏书、期刊及部分仪器装箱运至下关码头，但因无船只，只得搁置。幸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鼎力相助，将运送完开赴淞沪战场军队的客运船只无偿赠送给中大。洪先生在冒着敌机轰炸的威胁下，历经艰险，排除万难，终于在11月中旬将中央大学图书馆大部分藏书及仪器运抵四千里之外的重庆沙坪坝总校。1938年春，洪先生在沙坪坝松林坡山顶上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完成了重建新馆的艰巨任务，并担任图书馆主任。松林坡青松葱郁，风景秀丽，是个战时读书的好地方。中大自西迁重庆后，随着师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不到两百亩的校舍面积已不够使用。为适应需要和减少空袭的危险，学校在嘉陵江上游15公里的北溪口征地148亩创办分校。因北溪口四面环山，溪水潺潺，青松翠柏，郁郁葱葱，故将“北溪”改名为“柏溪”。1939年，洪先生又将一部分藏书运至柏溪，供学校一年级学生使用。1939年12月，完成分校图书馆馆舍的建设。在抗战艰苦岁月中，洪先生竭尽全力保护藏书让其少受焚毁遗失，维持战时中央大学图书馆正常运作，确保了中大师生教学与研究的精神食粮。1946年10月，洪先生又将中央大学图书馆所剩藏书陆续运回南京。罗家伦校长评论此事说：“此固有赖于全校同人之努力，然范五先生在艰苦中维持之功，自亦不能不为表彰，因为这是他对学术界实在的功劳，决不可湮灭”。
4、制度建设
洪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图书馆制度建设对于图书馆业务之发展、效率之增进的重要性。他认为“图书馆管理，为馆务最重要之部分”。为读者服务中，洪先生莫不以编制索引为重，在1923年的东南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就有6张目录片，除了著者目录、分类目录、书名目录外，还有主题目录，这一直作为图书馆的传统。受其影响，东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80年代还在编主题目录，在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的会议上，相关领导要求东南大学的老师专门介绍经验。
1923年，洪先生在《东南大学图书馆述要》一文，对当时东大图书馆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作了全面介绍，指出图书馆在促进教育发展上的作用及与封建藏书楼的区别，同时对于孟芳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三点设想，即建立：（1）巡回图书。就地方之需要择送相当之图书，按期轮换，以为教育之辅助。拟从学校入手，渐推及于各团体。（2）借书推广部。书籍浩如烟海，难言完备。拟联络各处图书馆，互相转借，以资流通而副所望。（3）图书馆学科。国人对于图书馆事业，渐知注重。但人才缺乏，举办不易，拟设此科以广造就。
1935年7月，洪先生复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将图书馆内部组织，设为八股，即总务股、采访股、中文编目股、西文编目股、典藏股、阅览股、参考股、期刊股。“又图书馆为使各院教授学生阅览便利起见，设分院图书室，各设管理员一人”。洪先生认为，由于我国图书馆还处于萌芽时期，内无经验可循，外习欧美不宜，应设立行政会议，集馆员之经验，改进图书馆服务之效果。他还设立图书馆委员会，以协助选购图书、辅助馆务。图书馆委员会应由主管机构或倡办人组织，委员会主席由图书馆馆长担任、委员三至七人为宜，定期轮换。这种纵向层层负责、横向相互配合的组织架构，既使图书馆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又使图书馆可以得到学校及社会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洪先生能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合理的图书馆组织架构，着实令人佩服。
在图书馆员的选择和任用方面，洪先生十分看重馆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他认为，“图书馆为专门之事业，须有专门之技能与学识，以应付之”。他主张馆长应具有图书馆管理经验并且必须处事有断、治理有方；精神健全、体态谦和；明乎本身之事业为适当之交际。馆员则应具有图书馆一部分之经验且明乎图书馆之目的；希望以图书馆为终身事业，处事能敏捷耐劳，性情谦和。对于进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有明确的要求，都必须经过考核与挑选，例如对于英文打字员，招聘的要求是每分钟两百字。可见，洪先生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制定了严格的馆员聘用制度。
在中央大学任职期间，他还制定《图书馆阅书规则》《报张阅览室规则》《杂志阅览室规则》《图书馆借书规则》（下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