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到上海儿子家的第二天早上，儿子和 儿媳去上班，妻上菜场，我自个儿爬上去中 山医院的公交车。进了医院大门，只见高楼 大厦一座紧挨一座，找遍了整个大院，也不 见我母亲当年住过的那幢大屋顶式住院 楼。母亲故去已经三十八个年头了，但这幢 古式大屋顶、这幢楼的203 病室以及母亲 躺在病榻上紧抿着嘴角强忍疼痛的神态， 却常跟着我在各处行走。
　　走累了，我就在院子一角的长凳上坐 了下来，于是，四十年前我陪伴患癌病母亲 自阜宁老家到上海求医的前后情形在我眼 前又重新浮现出来。
　　记得我小时候，母亲时常生病，却总不 开口，瞒着我们挣扎着起来，做着她那永远 做不完的家务活。1968 年秋我高中毕业回 家种田，算起来，母亲开始患乳腺癌病应该 就在这个时段。很早前，她就发觉自己右边 乳房里长了一个核儿，她一直没说。直到有 一天夜间，大妹妹发现她披衣坐于床上，双 手抱在胸前，屈曲着身子，脸上流淌着汗 珠，她方说出原委。
　　我们带着母亲去公社医院，然而，公社 医院的医生回说，不识得这是何种疾病。接 着，又带母亲去县医院，大夫当着母亲面没 说什么，背着母亲，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坏 病，乳腺癌，县院治不了，赶快去大城市。
　　虽然我们不说，但母亲仍从我们脸上 看出她疾病的严重。至于我，几年文化大 革命，使我嘴上只会说些中国革命、世界 革命的大话，对于人生的基本要义诸如劳 动知识、生活常识竟一概不懂，何为乳腺 癌，我全然不知。作为长子，我不能给予母 亲一点点帮助，也不懂得去安慰母亲，只 有暗中叹气而已。母亲见状，说“男子汉要 有雄气，派死不能活，打起精神过你们自 己的日子”。
　　我们打算去上海治疗，因母亲有一个 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上海。然而，母亲却不 愿去，她丢不下这个家，舍不得向别人借 钱，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几个年龄尚小的弟 妹，她打算就在家中找些土方药吃。就这 样又拖延了八、九天，看母亲病情越来越 不行，我决计立即出发，于1971 年早春的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我搀扶着母亲，搭 乘上开往上海的客班船。临行的前一天下 午，母亲没有对我们说，她自个儿摸到小 街西头的一个照相人家，为自己照了几张 一寸相片。
　　到上海后，半个多月过去了，母亲还无 法住进医院。姨哥是个铁厂工人，姨嫂是纱 厂工人，都没有医院方面的熟人。后来，亏 得姨嫂厂里的一位女工，她丈夫是中山医 院门房工友，颇费一番周折，通过开后门， 好不容易母亲才住进医院。
　　母亲手术的那天早上，家属签字时，手 术的主任医师王大夫，在手术室门前绷着 脸对我们说：“你们真会跑呢，从苏北跑到 上海来，上海的病人够多的了。你娘是癌症 晚期，谁也治不好，手术不会有效果的。”听 后我蒙了，我的心像是被谁掐了一把。我想 解释，要说的话多，怕说不清楚，惹王大夫 生气；我想向他表达请他帮忙的意思，然 而，我只是嗫嚅着，直到现在我也不晓得自 己当时说出这话没有，只记得他看我一眼， 就转身进了手术室。
　　第二天早上，王大夫查病房，临走我送 他至门外，在走廊里他对我说，手术还可 以，调养得好可活上一两年，但病人会很痛 苦。他说话的语气比昨天平和了不少。
　　我的心是沉重的。然而，大夫走后，我 走近母亲身边，笑着说：“医生说手术做得 很好，他说你肯定会好的。”母亲黄腊般的 脸上似乎有一丝干枯的笑容，轻轻地嘘了 口气，转过脸去，此时，我发现她眼角有一 珠泪花。我这里瞒着实情，宽慰母亲。事后 才知道，其实，母亲当时已经知道她的病是 好不了的。手术时医生之间在交谈说，癌细 胞已大面积扩散，不好处理了。因母亲手术 用的是局部麻醉，神志尚清醒，这些话全让 她听到了。母亲也在瞒着我。
　　一间不大的203 病室，住着六个病人， 两边各三张病床，每张床下有一个用盆，中 间是窄窄的一个人行道，夜深了，人静了， 人行道上少有人走了，我将姨嫂给我的那 张旧蒲席铺在母亲床边的地上，睡下了。夜 里，听床上有响动，起身照看母亲，她每次 都是紧抿嘴角对我说：“我不疼，你去睡 吧！”或“我很好，你睡吧！”
　　手术八、九天后，母亲就忙着要出院。 医生劝她说，要等刀口愈合。然而在接着的 十多天里，她仍时常叨念着：“圣安，伤口好 了，我们出院吧！”我心里明白，母亲担心再 住下去，怕付不出医药费。
　　入院的第二十六天，刀口刚一愈合，我 就陪着母亲出院回家了。
　　回家的第二年五月，母亲的病复发了， 患处开始溃烂，病情迅速恶化。其间，我和 母亲又去了一趟中山医院，医院再也不接 收我们了，彻底回绝了我们。回来后不久， 患处烂了一个窟窿。母亲的那种苦状，我们 看了难过极了，眼睁睁地望着她在受苦。她 默默地独自承受这一磨难，她仍是紧抿着 嘴角强忍疼痛。当儿女们从劳动工地、工作 单位赶回家，守在她的病床前，她常会表达 这样一种意思：“我不能替你们烧火煮饭， 洗衣带小孩了，”替你们添麻烦了。听到这 话，泪水迷了儿女们的双眼。
　　回家后的第三年农历六 月初二，母亲去世了。母亲临 终前一段时间，没有疼痛，没 有挣扎，非常安静，是慢慢地 沉入睡乡。从中山医院出院的 那天算起，有两年两个月时 间，真的被王大夫言中了。
　　上世纪60 年代初，是个 困难的年代，农村家庭供一 个孩子读初中，读高中是何 等的不易。母亲一直希望我 好好读书，能考上大学，有个 好前程。作为母亲，这个要求 很正当，不算过分。然而， 1966 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一 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先说 大学停止半年招生，要我们 留校闹革命。说是参加“文化 大革命”，实质上就是搞派性，搞武斗，母 亲在家中整日替我担惊受怕。1967 年7 月，阜中两派学生武斗，母亲在家听说这 一消息，顶着酷日，跑了十多里路，摸到武 斗战场，顾不得空中飞着砖头、石块及铁 钎，找到了我，打掉我手中的砖块，拖我回 家，我却一个劲地催她离开，叫她不要管 我。母亲急得直流泪，她用茫然的眼光望 着我，十多年来，她含辛如苦供儿子读书 上学，儿子没有进高校招生的考场，却来 到了刀光剑影的武斗战场？母亲的心碎 了。
　　想起母亲，我有的只是深深的负疚和 自责。现在的日子好了，我越是思念母亲， “子欲养而亲不待”。如果母亲能看到1978 年，我拿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该有多高 兴；如果母亲能看到她最喜爱的大孙女取 得了东南大学的博士学位，当上了东南大 学的老师，又该何等骄傲啊！如果她还活在 世上，她一定会对我说，你如今的日子比我 过去的好，你要好好活，“好好做事”。我也 要对我的儿女们说，好好生活吧，好好工作 吧，你们的日子比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