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历史忘记仇恨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城时，我已7周岁，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历历在目，至今仍记忆犹新，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难以忘怀。
　　我从小住在外公家，外公有三个弟弟，一大家子人都住在离中华门东100多米的城墙根下的一个夏姓大院子里，邻居也很多。南京沦陷前几个月时间里，大家都遭受了日军空袭之苦。为避战乱和轰炸，左邻右舍的少数人去了重庆，绝大多数都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弃家逃往南京五台山、上海路难民避难所。当时，我曾祖母因患中风长年卧床不起，一旦我们准备逃往防空洞时，她总是痛苦地对家人说：“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啊？我会被活活炸死的！”看到曾祖母的恐惧和紧张，我们也不忍心抛下她，从此一家人便不再出门避空袭，一直陪曾祖母一起坚守在门东老屋。每当南京上空响起空袭警报声，大家都往防空洞里躲避时，我们一家人就在桌上铺两床厚厚的棉被，所有人都躲在桌子下面，战栗着度过那些令人心悸的空袭时刻。
　　日军不但轰炸政府等要害部门，就连民房以及小土地庙都不放过，每次空袭之后大街小巷都是一片火海，残垣断壁到处可见。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空袭，有两次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警报已解除，我们也暂时放松下来，突然天空中掠过一架飞机，眼见着飞机就要把炸弹扔在我们的头上，一瞬间它改变了方向往东飞去，令我们逃过一劫；还有一次，炸弹扔在了距离我们只有50多米的小土地庙里，巨大的轰炸声中我们才发现，我们大难不死。就这样，我们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度过一个又一个心惊胆颤的日日夜夜……当又一次空袭来临时，被日军炸弹吓得魂不附体的曾祖母只剩下一口气了。那一次，父亲说什么也要让我们母女四人赶快离开险象环生的老屋，他一人留下来守着曾祖母，我们不忍离开却又无奈地逃离，心中时刻惦记着父亲的安危，直到12月12日我们等来了满脸尘灰的父亲，才算松了一口气。父亲告诉我们说，曾祖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他为曾祖母安排后事在门东膺府街找苦力时没想到遇到了日军的飞机袭击，颓墙尘灰落满他的脸上和头上，这才让我们看见他一副似人似鬼的样子。接着，父亲安抚我们说，曾祖母的后事都已经安排妥当，棺材暂时避放在城墙根下，只有等时局稍稍平息点才能安葬。
　　可是没想到的是，轰炸停下来后我们又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日军大屠杀。记得那是日军进城后的第二天，邻居中有两个胆子大一点的叔叔因为不放心家里，便邀请了七八个汉子一起壮胆回门东老家看看，当时他们也邀请了父亲一起回去，但是父亲一来胆子较小，二来认为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什，不值得回去，便没有同行。那几位大叔非常善良，想得也很简单，以为人多力量大，日本兵不会拿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哪里能想到，日本人毫无人性，见人就杀，杀人不眨眼，还搞杀人竞赛。当他们刚走到新街口，就遭到了日本鬼子的屠杀，其中就有我母亲的堂弟夏成义。事后，他告诉我母亲，他的后背被日本鬼子刺了7刀，昏倒在血泊之中，就在日本鬼子想继续戳他第8刀时，先用罪恶的铁蹄踢了一下他，见他一动不动，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扬长而去，我的堂舅这才捡回了一条命。我堂舅的刀疤我是亲眼见过的，有一年夏天他赤条条地背对大门站在客厅里，我刚好进门，一眼就看到了他背后7处纵横的刀疤，触目惊心！这刀疤分明是日本鬼子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滥杀无辜的铁证啊！
　　多少年后，我只要一回忆起当初的情形还是很后怕。试想，万一父亲那一天也一时冲动回门东老家，必定遇害无疑，那么我识字不多的母亲和我们姐妹、三寸金莲的外婆、12岁的小舅、13岁的小姨就失去了依靠，再也无人照料了，其后生活的艰辛和艰难简直不堪设想啊！
　　此外，我幼时一位同伴的经历也让我难以忘怀。她是一个名为樊秀英的小姑娘，年幼失母，和做厨师的父亲樊必庆以及双目失明的奶奶相依为命，每天只有当父亲回到家里，家里才有一丝欢乐。后来他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了，从此祖孙二人无家可归，更无处安身，最后被伪国民政府收容到南京剪子巷老人堂。那个时候，我时常能看见她俩相携着步出老人堂，其情其景惨状无以言说。尽管人们都把难民区当作最后的避难所，但其实难民区也很艰难。日本人进城后，我时常从住处朝东的窗户往外看，整日都能看见日本兵在站岗，还经常看见日本兵闯入百姓家找花姑娘。记得，那一天两个日本兵闯到楼上我家的时候，我母亲把邻居家黄姓三个少女关在小厢房内，用一个大橱把她们与大房间隔开，帮助她们躲过了一劫；而我母亲自己用灶灰涂抹满脸，并假装镇静地拖着我1岁多的妹妹坐在床边，家人告诉日本兵，母亲已经45岁（实际37岁）了，那两个日本兵似乎不相信，一边摆手一边比画，好像在说“没有这么大”，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日本兵冲到楼下的一家，我们听到那家的女孩子一个劲地大声求饶：“我还小呢，我还小呢，不要带我走。”可是，随着哭求声渐渐远去，我们知道那个女孩子被带走了，她面临的一定是百般侮辱和迫害……再后来，我们听说，离我们住处不远的金陵女子大学内有美国人在收容南京妇女和儿童，等我们进去时，已经到处住满了难民，我们只好住在大门对面的一幢房子（可能是随园）的厕所里。在难民区避难的日子里，我们没吃没喝，我妹妹发着高烧闹着要喝水，可是哪里能有一口水呢？有一天，我和小姨在大门边排队打稀粥，饥饿的人群瞬间就把我们挤倒在地，还是一位好心的大叔把我扶起来，才让我幸免于难。那时，在金陵大学的校园内，我还看见了美国人魏特琳等美国教师，有人告诉我说，魏特琳每夜都在后山巡逻，守护着我们这些难民。就这样，我在难民区躲避了几日，因为想念外婆和父亲就一个人跑往上海路难民区，因为一路上都有日本兵站岗，还有被残杀的尸体，我吓得不敢走大路，只好选择走山坡上的一条小路，小路与大马路之间有一道围墙隔开，墙根底下也不时能见到几具尸体。
　　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再次回到门东老屋。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仍然不时担心日本兵闯进来找花姑娘。有一天，一个日本兵闯进来从前门搜寻到后门（共9个门），久久都没有离去。躲在房间里的小姨等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跑进客厅询问大人：“鬼子还走啦？”这时，那个日本兵循声回转来继续搜寻，小姨赶紧再次躲起来，一旁的我们吓掉了魂……就这样，在惊恐和紧张中，我们熬过了一日又一日，守着黑夜期待着黎明的到来……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却当时的创痛，我也时常把我经历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兵犯下的滔天罪行讲给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听，让他们记住那段历史。同时，我也告诫他们：记住历史，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要不忘屈辱，努力学习，建设强大的中国，因为只有民族自身强大，才能不再被日本人以及任何侵略者欺负！
　　孟宝玲 1949年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作为调干生经过考试派往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毕业后分配至中央核工业部从事口语、笔译工作。曾参加苏联专家组成的新疆野外寻矿工作队。1960年底分配至我校从事俄语、英语教学工作，时长达30年。1990年初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