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管理改革的“四定一提高”和“干部述职”、“系主任竞聘上岗”
组织是个有机的系统,一部分发生变化,其他部分也会产生震荡变动。学校改革也是这样,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没有尽头。
教师实行了全员聘任和职称评审改革后,积极性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但压力也大了。于是系主任们和教师对学校又有意见了,觉得机关臃肿,服务不好,效率太低,只“改”教师,不“整”干部。部处长们和机关干部也有抱怨,机关弄那么多人,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再说系里和机关收入差距那么大,也实在摆不平呀?①于是学校又不失时机地开展了“机关管理体制改革”,动静搞得很大,成立了七个由分管校领导牵头的工作小组,在教学、科研(学科)、人事、学生、科技开发、后勤、思政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提出改革方案,重点是机关管理改革。②其实当时改什么和怎么改并没有清晰的思路和具体的办法,也没有“理论”指导和现成经验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韦钰再三强调,“机关要提高待遇,先把人减下来。更重要的是要改进服务、提高效率。对干部要强调工作实绩,要向群众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当时人事处定编的依据,只有教委下达的学校教职工总数和各类人员比例的文件,这是个“软约束”,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定编可以真搞也可以假搞,反正都在一口大锅里。但韦钰决心真搞。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讨论争议、主动被动,对如何改革逐渐形成共识;有过很多讨价还价、妥协平衡,办法才在博弈中慢慢形成。最后终于将机关改革的核心内容提炼为“四定一提高”,即:定岗、定编、定职、定责,逐步提高机关工作人员待遇,重点是定岗、定编。“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具体办法是,开展“干部述职、民主评议”。
韦钰后来评论这个改革时指出,“不改革不行,搞短期行为也不行。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要吃透上面的精神,另一方面要结合学校实际,来决定我们整体的、配套的改革步骤和做法。”③其实那些年学校的几个改革,机关管理改革是最困难最麻烦的。“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是改革永远的难题,不光校领导煞费苦心、决策左右为难;中层干部和具体执行的人也感受到巨大压力。如何面对被“裁减”的下属?如何给分流出去的同志找到本人愿意别人又同意接收的单位?真是太难了!难免有人发牢骚,有人憋着一肚子火,其间曲折过程难以细述。记得有一位处长很能干,也很强势,工作小组跟他商量定编的事,他火气很大,“我的处一个人都不能减。你们要这么做,我就不干了!”韦钰听了汇报让人传话给他,“不干可以,先打个辞职报告……”
改革虽然困难,但只要有决心,处置得当,总是能继续走下去。1988年6月30日校报刊文《理顺关系、转变职能、压缩编制,校党政机关改革迈出较大步伐》,介绍了校内管理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文中提到:
以较大力气调整压缩机关人员编制,比过去减少100多人,这还不包括从机关分离出去的直属单位和实体。
机关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调动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逐步引入竞争机制,落实岗位责任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学效益。
压缩编制、精减干部职数和工作人员数是本学期的工作重点。整体方案已经出台,定编情况是,在直属单位和实体分离后,校机关行政系统定编242人,政工系统60人,总人数下降27%。第一批选择校办、党办、人事处、组织部试点,共减少14人,幅度较大。
第二批教学科研管理部门和政工部门15个单位,第三批后勤5个单位“四定”工作均已开始。预计本学期全部结束。
改革初见成效,校务会议决定,从当年7月份开始,机关实行岗位津贴制度,每人每月增发50元岗贴。
④现在人们回忆那时的改革,往往对破格晋升了一大批“特批”副教授、教授,涌现了一批优秀青年才俊津津乐道。只记得改校名、建新区、职称改革、机关精简等几件“大事”,但对学校领导在制度建设和“立规矩”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深远意义关注不够,而这些恰恰对一个学校办学水平、管理特色和文化建设起着长久的作用。
今天重新梳理那段历史,你会清楚地发现,如今学校教学、科研、人事、后勤、学生工作、科技服务等各个方面管理改革的最初源头就来自那时,许多“规矩”也是那时立下的,这些规矩开始可能只是韦钰开创的新做法,但后来历任领导都坚持下来,大家自觉遵守、改进完善,约定俗成、习以为常,于是惯例就成了规矩,成为东大的管理特色,成为学校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干部述职、民主考评”和“系主任竞聘上岗”。
“干部考评”是韦钰上任时就提出的,是她“民主办学、科学管理”施政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干部评价要“讲求实效、重视实绩”要求的实际举措。韦钰提出学校工作要搞“目标管理”,每年都要有30-50项“奋斗目标”,干几件实事,分管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负责落实。到年底,要开大会向干部群众报告工作,接受民主评议。
这项改革几乎没有争议,当年就实行了。1988年1月15日的校报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元月3日至9日,我院干部民主考评会在校友会堂三楼拉开序幕,被考评的有正副院长和机关各部处主要负责人21人。他们挨个儿上台作半小时的述职报告,然后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参加考评的则有系所部处负责同志以及机关干部、教师、学生代表。3日下午,韦钰校长带头述职……参加考评的人员在讨论中认为:民主考评有三大好处:一是沟通了情况,加深了领导与群众的相互理解;二是“工作是要交账的”,激发了干部责任心;三是各人公开述职就有比较,谁优谁劣,谁高谁低,自然形成竞争。
人们预料,民主考评将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后每到年初,东大都要召开全校中层干部大会,布置全年工作,提出具体目标,落实责任单位。到了年底,校长书记和部处长们都要在台上向师生员工报告一年工作实绩,年初定的目标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原因是什么。这对干部本人和各单位部门领导都是不小的压力。只是后来形式和参会范围有了一些变化,但这个做法一直坚持下来。这两个会和每年暑期召开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一道,成为东大一年中最重要的三个会议,也成为东大校园民主管理的传统,二十多年里一直没有间断。
⑤“系主任竞聘上岗”是当时一项重要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1988年系主任换届时就实行了,其做法也跟今天差不多。但那时南工敢这么做应该是有些超前和勇气的。第一次搞系主任民主选举、竞聘上岗,开展很认真,竞争很激烈,搞得很热闹。学校高度重视这项改革,党委常委会讨论系主任人选时极其慎重细致,但又充分尊重民意。⑥那次换届,当选系主任虽多数仍是年富力强的中年教师,但副系主任则大批起用了朝气勃勃、充满干劲的年轻人。这后来也成为东大干部管理的一条“规矩”,被上级组织部门肯定的成功经验。
那段时期东大的改革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1988年底,国家教委召开直属高校书记校长会,指定韦钰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东大改革经验。那几年来东大学习改革的高校很多,媒体上也有不少介绍。
东大人走在外面,很自豪、挺骄傲……二十多年后的一个冬日,我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韦钰寓所为她做“口述史”访谈时,又一起回忆起这场改革。我问韦钰:“那时我年轻,只知道你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懵懵懂懂,很多事情不明白。现在重新梳理那段改革过程,发现其实每项改革都环环紧扣,好像很有章法,思路也很清晰,你都是事先想好的吗?”
韦钰说,不是。但大体有个方向,目标也很清楚,就是一定要改革。实际推进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可能事事都先考虑到,就像武侠中说的“见招拆招”呗。我是搞科研的,比较相信直觉,我知道,只要方向对,办法总是能找到的。其实,许多时候我只是提出要求,具体改革还是跟班子里的同志和大家一起做的。那时真的很艰苦,学校各方面都困难,也没有什么物质激励的手段,靠的就是一种精神。做很多事情都有最困难的时期,但是千万不能松劲,一松劲就不可收拾了,就像长跑,最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挺过去。
已华发如)、年逾七旬的韦校长显然也陷入对往昔的沉思,她说,当时我们这个改革做的是比较好的,全国许多高校都来了。我认为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永远是队伍建设;再就是要立规矩,重视制度建设,你要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竞争和有活力的环境,让有潜力想干事的人积极性可以激发出来。那个改革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后来也是因为这些改革,李铁映调我到北京去了……⑦成功的改革应该给学校和后人留下“丰厚的遗产”。如果说那场改革给东南大学留下的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说是两样:人和制度。今天许多东大人仍深深地怀念韦钰,是因为当年她主导的改革,使一大批青年人脱颖而出,成为二十多年来东大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的中坚;今天人们常常回忆起那场改革,是因为它立下了东大的许多规矩,奠定了新时期学校制度建设的基础,直到今天还发挥着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全文完)注释:
①当时一开校长系主任会,系主任常常提意见,说机关人太多,服务不好;而机关的人又普遍觉得系里有办班和科技创收,收入比机关高一大截。这里有一个数据:1987年年终酬金分配方案显示,系里每人奖金普遍超过了1000元,其中建筑所最高,人均2444元,设计院2364元,土木系1466元,管理系1444元,建筑系1358元……最少为材料系,人均93元。机关全年提取酬金20万元,人均350-370元。
②1988年8月28日校务会记录上有完整的各小组名单和工作分工。
③见校报88.9.10④见校务会议记录1988.5.28⑤开始的做法是校领导和主要部处长一起述职,后来发现耗费时间精力太多,效果也不是太好,就把二者分开。以后逐渐演变为校领导在每年年底的“两会”———教代会全委会和党代会年会上述职;部处长在机关党委组织的“机关作风考评会”上述职,接受院系、民主党派代表和机关干部考评。“战略发展研讨会”以务虚为主,主要讨论下一步改革重点,形成共识。当然各个时期领导的风格和考评力度、方式有所差别。
⑥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系全系22名教师,选举当天来了20人,另外一个人请假,一个人迟到。投票时两个候选人各得10票,旗鼓相当;后来赶到的那个教师又补投一票,成了11:10。结果交到学校,讨论时大家觉得两人都很优秀,能够胜任,但又举棋不定,因为原来的系主任(著名专家)明确支持那个得10票的同志,而系里其他几位老教师又赞同得多数票的同志。领导们一时有些为难,讨论了很长时间,后来只好韦钰一锤定音,说:“怎么办?还是以票数为准,尊重民意吧。”过了没多久,那位“落选”的同志调到学校宣传部当部长了。
⑦1993年6月,韦钰调任国家教委副主任。2016年12月修改(作者系东南大学原党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