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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他们是中央大学西迁的老师，带队的军官给他们开了张《战区通行证》，这通行证比中大的证明文件还管用。此前，在偏僻的乡村，有的地方连县长都不知道中国有座中央大学，还将中大老师当汉奸抓了起来。
　　“人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做亡国奴!”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终于抵达湖北宜昌。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但当他们进入这座原来只有十余万人口的古城时，却被眼前的混乱局面所震惊：到处是滚滚而来的难民，以及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每座屋檐下都是露宿街头的难民。武汉沦陷后，宜昌也岌岌可危。但11月中旬，长江上游即将面临枯水期，众多的人与货物迫在眉睫地必须运走。轮船码头上，更是人山人海挤在根本无票可售的售票窗口，船只不敷使用，而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掏枪威胁强行登船……王酉亭赶到民生运输公司怀远路办公楼前，看到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货物登船的人。于是，他不得不求见时任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的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为抗战西迁呕心沥血的卢作孚，此时也忙得不可开交，有点焦头烂额，表示无力相助。
　　一次不行，再去一次，第三次卢作孚终于有时间听王酉亭从头道来。当得知王酉亭为中大情愿放弃船票、离别家眷、长途跋涉，卢作孚深为其爱国爱校举动和抗日气节所感动：“王先生，人，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做亡国奴!可敬可佩!”当场同意无偿提供船只、挤出舱位将这批家禽家畜运到重庆。
　　几天后，这支“动物大军”终于在宜昌登轮，逆江而上，经滩多浪急、险象丛生的三峡，途经秭归、巴东、奉节、万州、涪陵，最后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中大校长罗家伦后来在重庆写下了他们重新相见的难忘一刻：“在第二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那天，中央大学和附中、附小师生以及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学区和家属区里涌出来，站在路旁热烈鼓掌欢迎他们。王酉亭与校长罗家伦相拥而泣，有中大学生抱着牛马泣不成声。当队伍抵达中央大学沙坪坝畜牧场，王酉亭妻夏淑哲带着三个孩子出来迎接，虽然他们日夜思念亲人，但三个孩子看到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父亲，却不敢上前叫声“爸爸”……一时间，历经苏皖豫鄂川五省、长途跋涉四千里的“动物大军”的故事迅速传遍山城，在当地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说：“只要我们自强，中国就不会亡!”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听说此事后，无限感慨：“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翻开罗家伦1941年“写于重庆警报声中”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开篇之语就是：“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王酉亭等16位中大的教职员工，本非军人，亦无命令，却完成了堪比苏武牧羊更危险的行程，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以普通人的抉择和命运，昭示了一个大时代的道理：中国为什么不会亡。
　　注：作者为《文汇报》首席记者，原文刊登于该报2016年12月11日第5版，国家公祭日特别报道，本报略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