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德之所昭李冬梅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始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并且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不断与时俱进、与时俱新。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廉”，经常与“吏”相关，清廉不仅是官德之首，也倍受历代官吏的推崇。《周礼·天官冢宰·小宰》即指出，所谓“廉吏”：“以听官府之大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
　　然而，“吏”能否做到“廉”，归根结底，取决于“吏”的德性。
　　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监察御使于谦，就非常注重清廉自律，时刻以“廉”的德性来严格要求自己。宣德年间，于谦从河南巡抚调京担任兵部侍郎。河南的幕僚劝他说：“你不向你的上司献金玉，那就带上一些绢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土特产表达心意吧。”于谦听完之后仰面大笑，之后挥笔赋诗表明自己的心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碍阎罗话短长。”意思是说，蘑菇、绢帕和线香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们生活之用的，如果都被当官的拿去讨好、奉承、贿赂上司，那么就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困难。自己清清白白地去做京官,就不会让老百姓指戳脊梁。于谦还将“两袖清风朝天去”这句话写成横匾，挂在家里的门楣上，以示自己不为利禄所动的坚强决心。从此之后，于谦空手入京就职的故事就广泛传开了。后来，“两袖清风”还被引申为品德正直、清廉官员的代名词，很多人也纷纷以“两袖清风”来表明自己清廉为官的心志。而于谦的言志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亦成为于谦品德清廉的重要昭示，一直流传至今。
　　“吏”廉的品性的养成，除了源自人自身原有的优良品性，更需在实践中不断接受砥砺与磨炼。当代诗人叶千华就写道：“为官清廉易变难，弃私遭遇污吏怨。囊中羞涩怎请客？丢掉良心卧不安！”“清官难做如登天，亲友想借滥用权。若不同流图私利，何止对君有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力度的空前加大，落马官员的人数陡增。综观落马官员们的犯罪之路，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为关键的，还是他们自身的德性发生了问题。
　　“吏”的德性，毋庸置疑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据中央纪委办案人员介绍，苏荣案属于非常典型的“家族式腐败”，共有10多名亲属涉案。苏荣的妻子、儿子、女儿、弟弟，甚至远房亲戚等很多人都曾经利用他的权力为人办事，收受好处。而这，正是因为苏荣自身出现了问题，苏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歪了自己的家人、亲戚和朋友。苏荣自述说，“我家于姐（苏荣的妻子于丽芳）成了江西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家教上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不称职的丈夫，我本人出问题，老婆变得贪婪无度，收敛钱财不择手段，儿子利用我的职权影响受贿数额巨大，显然是我苏荣本身的问题，把家庭带坏的。”苏荣落马前的春节，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家风是什么》的节目。回忆起这档节目，他的直接反应竟是“不敢看”。
　　“廉”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更是一种烁光泛金的美德。廉者所行，即使是微小的细节，彰显的也是彪炳千秋的道德力量，具有无穷的感召力。周恩来总理一生品德高尚，严于律己，为世人所景仰，堪称廉洁从政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该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有出差顺路时可以看望；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付；食堂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有工作的由他代买；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个人生活凡能自己办的事，不要别人代劳；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说与他有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周恩来从进北京城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地严格遵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韩愈指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心正，方能修身。可以说，“廉”是官吏心中的一把道德戒尺。只有手握戒尺，才能底气十足地履行职责。一旦丢掉这把戒尺，官吏的不辱使命就会沦为“风中沙塔”，不堪一击。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带头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自己摆进去，用显微镜和探照灯对准自己，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自我监督，特别是要积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将“廉”作为一种德性时时坚守，方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