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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曾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评点中国各个大学校名题字，其中对东大的评价是：东南大学的题字“最霸气”———书圣王羲之的字！当然，是集字。每每看到类似的说法我都挺开心，用古代书法家的字为现代大学题名的，咱绝对是中国高校“第一家”。可当初为什么会选王羲之的字作为校名标准字体？为什么当时没有找国家领导人或当代著名书法家题写校名？这其中有许多故事，坊间也有不少传说，虽然肯定和赞美为多，但常常不免以讹传讹。东大复更名已三十年了，作为此事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我已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养老金领取者，知道这件事全过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最近我整理当年的日记本、笔记本，无意中发现对此事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当时我在校长办公室当秘书，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比较详细地记下了这件“事变”的前因后果。）我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个出了不少意外可又有趣的故事真实地记述下来，告诉后人，亦以正视听。
　　那是1988年四五月间，国家教委关于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的正式批复虽然还没下来（东大“更名”过程极具争议也十分繁复，以后我可能会专文讲述），但“大局已定”。年初的校务委员会就通过决议，正式将校庆日由原先的每年10月15日改为每年6月6日———即当初“国立东南大学”成立的日子，同时学校的历史也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创建时算起，并决定1988年6月6日举行东南大学更名揭牌仪式暨建校86周年庆典。学校更名的各项准备工作悄然有序地进行。
　　那时我正在校长办公室当秘书，主要负责文秘方面的工作，1987-1988两年正是学校各项改革动作频密，风生水起的年代，又遇上改校名这桩大事，校办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在众多为改校名展开的准备工作中，校名题字，也就是“东南大学”标准字体的选择是一件大事，用老话讲这是学校的脸面，用现在流行的表述是，“学校的Logo———最重要的标识”。所以没有学校不予以高度重视。
　　传统上，中国大学的校牌或门头匾额，都是由达官名流或书法大家题写。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校名题字仍多采用名家手书这一做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领袖亲笔题写的校名，如毛泽东亲笔题写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湘潭大学等校名；邓小平题过中国政法大学、河海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名；此外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也题写过不少学校校名。第二类是名家手笔，如郭沫若、舒同、赵朴初、启功等一代书法大家都为一些学校题写过校名。第三类就是以名人“集字”做校名了，用得最多的是“毛体”，即集毛泽东的字作为校名标准字体。也有少数学校用“鲁体”等，如厦门大学、西北大学就是以鲁迅的字集成的。
　　四牌楼校区的南大门一直是学校正门，老东南大学校名当年就是写在木牌上，竖着挂在门柱上。中央大学时期，南京工学院时期，校名是镌刻在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大门门楣上，“南京工学院”五个清秀俊逸的隶书是谁所书，好像也一直没个清楚权威的说法。
　　记不清是谁的提议了，反正最初新“东南大学”的校名是请刘海粟题的。刘海粟当时是南艺名誉院长，著名书画大家，因以86高龄九上黄山作画而名噪一时，南京金陵饭店，南工新图书馆也都是他的题字。1988年他已年逾九旬，常年住在北京钓鱼台作画，闵卓当时也是校办秘书，她托了南艺宣传部的熟人请刘海粟写了“东南大学”四个字，还奉上1000元润笔费。
　　刘海粟的字大约是三四月间拿到的，我们制版后先后做了一些手提袋和信封信笺等小物件，校徽和纪念章的制作也着手设计。因为更名批复没下来，所以这些工作都是悄悄进行，校内知道的人不多。
　　5月9日，韦钰校长和孔庆煦（时任校办主任）从北京回来，宣布改校名大功告成，教委批复也带回来了，于是更名揭牌仪式暨校庆的各项准备工作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5月10日下午，后勤试着将放大了的刘海粟题字挂在南大门的门楣上，比划大小，为正式镌刻花岗岩的校名做准备。结果消息不胫而走，一时聚集了许多人，大家边看边评价，我在当天的日记上写到：“大多数人对刘字颇多议论，不以为然……”
　　韦校长可能也听到了议论，5月11日一早对我们说，“听说都认为刘海粟的字不行，那用谁的字？你们想个办法吧。”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当时先想到的是，能否找到原东南大学的校名字样对付一下。正好刘晓芸的母亲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靠着这层关系，我俩当天就跑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查东大档案，一天下来，结果令人失望。无论是正式文书还是照片都没有适合作为校牌的字样。“东南大学”四个字见得最多的反而是时任教务长的刘伯明先生飘逸的手书，可那也不适合作为校牌啊。
　　5月12日上午，校务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更改校名和举办校庆暨揭牌仪式的有关事项，并要求新的校牌、校徽、校标及工作证、学生证等事宜必须在6月6日前落实。孔庆煦会议中间急忙跑出来，找到我和袁国秋传达领导指示，特别强调校名改用什么字体必须赶快定下来，否则南大门校牌做不好，揭牌仪式及很多事儿都得泡汤，那问题可就大了。
　　此时离揭牌仪式及校庆仅有二十来天，再请领导人或书法大家题写校名肯定来不及，而且当时校徽和纪念章的设计方案已经出来了，厂家也找好了，如果更换字体就意味着模具也要重做，多花钱事小，误事事大，我们校办一帮人议论商量半天，仍一筹莫展，无数的事积压在一起，真是一个头，两个大。但韦钰校长的态度是明确的，不用刘的字。我们只能另想办法。
　　都说是“急中生智”，有时其实是“病急乱投医”。袁国秋平时爱写毛笔字，桌上总放着一部《书法大辞典》，看到辞典，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采用集字方法来做校名字体，大家一时没有更好的主意，便都同意了这个建议。我们设想，现代人的字选两种，古代书家的字选三种，加上原先刘海粟的字，一共拿出六个方案让校领导挑选决策。思路有了，事做起来就快了。古代书法家我们最后选的是王羲之、褚遂良和虞世南，一是他们名气比较大，二来校名还是以正楷或行楷为宜。现代书家我们选的是“毛体”和“鲁体”。毛泽东的字比较好找，记得就是以“毛体”南京大学为底本，把其中的“京”字，换上“毛体”山东大学的“东”字。“鲁体”是从当时电教主任徐志瑞提供的鲁迅手稿中挑的，“东南”两个字很容易找，“大学”就用“厦门大学”现成的后二字。我们把选好的字一一复印下来，然后按同样规格剪下贴好，再复印到一张纸上，编上号码，不注明书写者姓名，便于让领导无记名投票。这活儿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很复杂，5月13日一天，我和袁国秋、刘晓芸差不多就在忙这个事情。字选好后，我们都觉得王羲之的字入选希望最大。褚和虞的字过于工整，缺少灵气；鲁迅的字因是手稿小楷，作为匾额不够丰满大气；“毛体”大气磅礴，人们倒是容易接受，但正因为太熟悉了，加之与南大过于雷同，反倒不占优势。而王羲之“东南大学”四个字清俊秀丽，飘逸脱俗，越看越让人喜欢。我清楚地记得，辞典中王羲之写的“大”有许多种，我坚持用现在的这个———一横微微上倾，左边一撇几乎直立形成有力支撑，右边一捺则是浓重的一个大点，特别有味道，与其他三个字也很般配。现在想来，当时我们名为让领导选择，其实倾向性很明显，甚至有点“恶作剧”的心理。
　　5月14日是星期六，上午照例开校党政联席会，第一个议题就是请校领导无记名投票，选择我们提交的校名题字拟定字样。结果出乎意料或者说不出意外，几乎所有人———不，是所有校领导都不约而同地在3号，王羲之的“东南大学”四个字上画了圈。谜底揭开，会场一片欢笑。韦校长轻松地说，“这下没话说了，不能再好了，书圣的字呀！”
　　也是巧合，恰在这时建筑系潘谷西教授（潘谷西教授是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刘敦桢先生高足，时任建筑系建筑史教研室主任。潘先生信中引文是我当天日记中记录的原文。原件应存在校档案馆。）让人送来写给韦钰校长及各位副校长一封急信，信中曰：“获悉校门上题字已用刘海粟字，从书法角度看实属次等作品，其间败笔甚多。实有损东南大学之声誉。若此事已成定局，建议循乾隆下江南刻碑之例，在刻石过程中加以修补。此事可请我系金允铨副教授主持……”
　　韦校长接信后立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