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三版）

　　并让我立即请潘先生到场，说明经过，拍板定案，韦校长亲自委托潘先生全权主其事，要求校办全力配合。
　　因当天下午我有会，是袁国秋跟潘先生去建筑系操办此事的。下午快下班时，老袁打来电话，要我晚饭后到一系美术教研室看校牌放样结果。我赶到美术教研室时，他们已经把“东南大学”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打在了墙上。在场的除金允铨老师和老袁外，好像还有几个人，但是谁记不清了。因为原辞典印刷粗糙，字小不明显，一放大后走样甚多，我后在日记上描述，“犹如蚕食桑叶，边缘残缺，神韵犹在，不忍卒读……”这样是无论如何无法制版的，金老师只好根据放样轮廓，执笔描摹。金允铨当年也就四十来岁，又矮又瘦，不修边幅，烟不离手。他酷爱书法，行楷草隶样样在行，唯独过分谦虚，一边描红，一边念叨“圣人之字，神韵难近”。潘先生把确定东大“标准字”的重任交给他，他也的确非常用心。可有些事情还真是神奇，你看放大了的那几个字好像不成体统，可还是“王体”，神韵犹在，可你一描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一连勾填了好多张，字形虽然准确，可怎么看都不太像。于是我们就建议金老师，干脆不要描红直接临摹算了，他开始不肯，后经不住我们掇弄，便同意试试。只见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吸几口即掐灭丢掉，然后拿起一支大号毛笔蘸满墨汁，大义凛然地向铺在案上的白纸写将下去……说真的，他一落笔我就觉得没戏了。金的字是很漂亮，但那是“金体”，不是“王体”。第一张勉强写完，他很不满意，大家违心叫好，鼓励他再写，可金老师已明显底气不足，才写了头两个字就把笔一丢，嚷道：“不能玩，不能玩，我可不敢再写了！”大家面面相觑，实在没招了。
　　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潘先生前面也进来过几趟但没说话，这会儿又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报告，再看看挂在墙上，铺在地上的字样，平淡地说，今天不早了，你们都回去吧。大家如蒙大赦，纷纷拔腿而去。临出门时，潘先生叫住我，说：“明天八点半，你到系里来一趟。”我诺诺应答，可心如一团乱麻，完全想不出这事如何搞定。
　　第二天是星期天，八点半不到我就骑车赶到中大院，潘先生已在办公室等我了。见我来了，他拿起桌上的几本王羲之字帖，说：“我们走吧。”便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建筑系摄影室。推开门，见到朱家宝先生正在摆弄照相器材。朱先生是建筑系的老摄影师，擅长建筑摄影，杨廷宝、童雋、刘敦桢这建筑系“三老”，以及齐康、潘谷西先生等的设计作品和学术著作的图片多是他拍摄制作的。显然潘先生事先已与他沟通过，朱先生见到我们没有多话，他接过潘先生手里的字帖，翻到事先选好的字样，将其固定在墙上的白板上，并布好灯光。潘先生找的虽然仍是我们原先选的那几个字，但字帖印刷质量和字的品相都比我们好得多。
　　朱家宝先生用架在三脚架上的玛米亚中幅相机给“东南大学”四个字各拍了两张照片，然后立刻拿着胶卷到暗房冲洗。底片出来后，他和潘先生拿着极细的毛笔，对照着字帖仔细修版，制成拷贝，再将每个单独的字印出拼在一起翻拍，做成白底黑字的“东南大学”校名标准版。因为学校南大门上的校名必须有等比大小的字样才能送去刻石，所以朱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放大的校名字样。只见朱先生把放大机架高，把底片投影在铺在地上的白纸上，每个字约70公分大小。他那时应该六十多岁了，却长时间跪在地上，先用铅笔小心勾出轮廓，经潘先生认可后，再和我一起用墨笔涂黑（粗涂），最后由潘先生亲自勾填修饰，才算完成。“王体”的“东南大学”四个大字终于制作成功，效果极佳！等潘、朱二位先生把印好的六套四寸“东南大学”标准字照片和放大的字样交给我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
　　16日，周一一上班我就把字样送给韦校长等校领导审定，大家都很满意。我立即把大样交给石卫平，他马上要了辆车送到镇江工艺厂刻字去了。我把几套字模照片，一套交给宣传部，一套交给印刷厂，两套送档案馆保存，还有两套放在我抽屉里以备需要随时借用。
　　说实在的，从5月10日刘海粟的字挂出引起争议，到5月14日决定改用王羲之的字做校名，到5月16日确定并制作出标准字样，如此大事，短短几天就“天地翻覆”，这么大的工作量，很快就落实完成。我不禁对韦钰校长的“从善如流”感到惊讶，对她的临机决断，信任下属只有佩服；为潘先生的拳拳爱校之心，对潘谷西、金允铨、朱家宝等各位老师的认真执著态度所感动。当然，我也觉得当时校办的工作效率和执行力还是挺高的。
　　1988年6月6日下午2点半，新校名揭幕仪式在四牌楼校区南大门隆重举行。在初夏炽热的阳光下，老东大第一届毕业生、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严济慈先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新东大名誉校长、省政协主席钱钟韩，新东大首任校长韦钰共同拉开了遮挡在门楣上两幅红绸子，在众人瞩目下，刻在黑色大理石上的“东南大学”四个金光熠熠的大字显露出来，顿时，欢声四起，鞭炮齐鸣，新的东南大学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