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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敦煌壁画是人类文化的奇迹。南京四牌楼梅庵与甘肃敦煌莫高窟相距千里之遥，由于前辈艺术家的艰苦努力，筚路蓝缕，开启山林，梅庵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2018年8月，艺术学院教师张乾元、姚瑶、李小璇、郑德东以及研究生多人，赴敦煌参加由敦煌研究院、对外交流史学会联合举办主题为“敦煌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看着年轻的老师们登台演讲，风华正茂。不禁令我追记到20世纪40年代，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张大千、谢稚柳、孙宗慰，吴作人先生在抗战烽火中，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美术系原主任吕斯百先生在百废待举的时刻，不辞辛劳地骑着骆驼到敦煌临摹壁画，研究保护敦煌的丰功伟绩。张大千：保护敦煌第一人张大千先生21岁时，拜曾熙（农髯）为师学书法，经曾农髯介绍，随李瑞清学书画。1936年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徐悲鸿聘请张大千为国画教授，大千先生每周从苏州网师园到南京四牌楼南高院上课。后因母亲病重去世，离开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1940年，张大千的哥哥赴美归国后病故，接着长子张心亮患肺结核病故，可谓国破家亡，祸不单行。
1941年2月，张大千先生率夫人杨婉君、次子心智赴甘肃兰州，经西宁考察塔尔寺，赴敦煌莫高窟。原拟三个月即归，却为敦煌浩大精美的壁画所迷恋，决定留下来临摹壁画。由于兹事体大，成行仓促，戈壁滩上给养困难，次年张大千返回兰州采购给养，邀请助手，至西宁请了五位藏族喇嘛画师，协助临摹壁画。致信侄儿张心德、门人肖建初、刘力上，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教师谢稚柳，助教孙宗慰到兰州会合，共赴敦煌，开展大规模的壁画临摹研究活动。
张大千率领组建的汉藏画家团队沿着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在大漠戈壁中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再次来到莫高窟，面对戈壁滩艰苦的生活环境，莫高窟精美的历代壁画，张大千先生对大家说：“我在年轻时代，跟着你们的曾（农髯）、李（梅庵）两位太老师学画的时候，看过他们收藏的一些古代名人书画珍品，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一般人要想从收藏家那里看几件珍品谈何容易。但是个人收藏毕竟有限，现在这座最大的艺术宝库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就要百倍珍惜在这里的时间，哪怕是一分一秒也不要白白放过。”
张大千先生认识到敦煌壁画的价值，时不我待，十万紧迫，他决计为莫高窟编号，整理敦煌艺术遗产，共编得309号，成为莫高窟编号之中国第一人。他说：“自魏迄元，代有继作，唯元塑较少，藻井及四壁，遍绘彩画，古色古香，琳琅满目，均历代杰作，国画至宝。”认为：“敦煌文化不仅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敦煌壁画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多年来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从敦煌壁画可以考察隋唐衣冠制度，印度等西域种族文化，可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其历史考证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
在临摹壁画的研究中，张大千先生说敦煌艺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艺术，是中国历代艺术家融会贯通的伟构，佛教是印度传来的，敦煌壁画是中国艺术家创造的，绝不是模仿得来的，中国衣冠，印度故事，构成了灿烂辉煌的敦煌壁画。张大千先生还认为敦煌是先人奉献心灵的圣地，敦煌壁画不是工匠画，而是名家高手所绘。因为画佛像是极其庄严的工作，不是名手焉能胜任。
1941年10月5日，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莫高窟，张大千对于右任说：“我张大千是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四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说几句话啊！莫高窟是国宝，却被斯坦因、伯希和之流的外国人明目张胆地偷、抢，把我们国家的国宝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博物馆里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百姓，怎不感到羞辱？”
在张大千先生奔走呼吁下，194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张大千任筹委会委员。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壁画三年，与法国留学归来的常书鸿先生会面后，赴榆林窟临摹壁画，在兰州举办《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轰动金城。1944年，在成都、重庆先后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震动全国美术界和学术界。
沉寂在戈壁滩中的莫高窟从此得到了国家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保护，张大千走了，画家常书鸿留了下来。
谢稚柳：戈壁胡杨测古风
张大千先生在兰州，致信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谢稚柳先生到敦煌来临摹壁画。谢稚柳当时已经接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的聘书，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课已经排好了。谢稚柳告诉徐悲鸿，张大千要他去敦煌，徐悲鸿说：“你去好了，你的课我来给你上。”于是谢稚柳也没有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假，就到兰州去敦煌了。后来于右任到敦煌莫高窟视察时看望张大千，才发现自己的秘书谢稚柳在敦煌研究壁画。
谢稚柳来敦煌一是猎奇，看看古代壁画是什么样子，二是看看张大千的生活情况。不料敦煌壁画使他一见倾心，也留下来不走了。谢稚柳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他用土办法做了一把尺子，丈量洞窟和壁画的面积，记录壁画的内容，抄录壁画的题记文字，谢稚柳不懂佛经，对经变故事画弄不懂是哪个故事，壁画年代久远，字句患漫不清，抄录很不容易，一时是眼花缭乱。这是在绢本、纸本上看不到的绘画，是唯一有系统的中国绘画千年展示，壁画上的文字、纪年、题记、题名是壁画考证的先决依据，谢稚柳的尺量、记录工作弥补了张大千壁画临摹的不足。文字、数据是壁画风格流派与断代的确凿依据，谢稚柳先生在敦煌研究了中国千年绘画的真迹，为其一生的书画鉴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走上了中国书画学术研究的道路，写出了《敦煌艺术叙录》专著。
敦煌艺术的渊源是印度佛教的犍陀罗艺术，谢稚柳先生以印度阿旃陀（Ajanta）石窟壁画与敦煌石窟进行比较，阿旃陀石窟繁荣时间是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6-7世纪，公元7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敦煌石窟的魏、隋年间的壁画，在佛教故事场面铺排构图上，与阿旃陀壁画有共通之处，而佛、菩萨的装饰、形象、用色则毫无共同之点。敦煌壁画与商周、战国秦汉的图案、山水、鸟兽绘画有传统渊源。有趣的是同时期的阿旃陀第6、11、17窟壁画，与敦煌初唐壁画形式相似，风格相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数年以后，印度文物局局长渃克拉伐蒂对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说：“阿旃陀石窟的壁画，有一些是当年的中国人画的。”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谢稚柳先生想了解西方绘画与东方绘画的风格流变，追根寻源，对西域洞窟壁画进行系统研究。但是当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愿望难以实现。直到谢稚柳先生81岁时，才得到机会，沿着丝绸之路，到新疆对古龟兹壁画进行考察。他对壁画的“回鹘风”与“汉风”进行比较研究，对新疆克孜尔壁画与敦煌壁画进行比较研究。1949年以后，谢稚柳先生长期在上海博物馆从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成为我国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
孙宗慰：大道垂杨勒归骑
当时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需要有绘画造型能力的助手，向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求援，吕斯百将从抗战写生团战地归来，留校当助教的孙宗慰老师推荐给张大千。1941年4月，29岁的孙宗慰从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到兰州与张大千会合，6月底各路人马到齐，粮草画具齐备，天气转暖，驼队从兰州向嘉峪关外的敦煌进发。
孙宗慰先生1934年考取中央大学艺术系，1936年曾随张大千到黄山写生，此次师生塞外相见，在酒泉张大千题诗赠送孙宗慰：“异代兵戈地，行人说鄯州。九秋方割麦，六月或披裘。方见乌云壮，城摧汉将愁。只今和五槟，随处起番歌。”孙宗慰作油画自画像《塞上行》，头戴皮帽，手策短鞭，在沙漠之中行进。
大漠驼铃，一路饱览塞上风光。张大千一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经瓜州抵达敦煌莫高窟。孙宗慰先生每天协助张大千临摹壁画，他有坚实的造型能力，中国画与西洋画俱佳，成为张大千的主要助手。孙宗慰在敦煌壁画临摹研究的同时，还不忘写生创作，他将塞外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的人物收入创作之中。在完成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同时，于1941年创作完成了蒙藏人民生活图系列作品《集市》《驼队》《祭祀》《敬茶》等八幅，1942年画了油画《蕃女服饰》《蒙藏服饰》《戈壁滩上》《三危山远眺》，1943年创作完成了国画《蕃女舞之红蓝伊人对舞》《哈萨克人歌舞图》《塔尔寺法事》《驼牧》《守卫者》和油画《藏族人民歌舞图》《跳弦子》《驼队》，达到了创作的高峰，一直延续到1947年，成为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