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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国人民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校报的同志来电邀我写一点纪念文字，问能否回忆一下，我校当年有没有可称为“全国第一”的改革？也为“共和国70年·东大记忆”增添一点花絮。
这一下打开了我尘封二十多年的记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大的许多改革走在全国高校前列，有不少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但真正可以称得上“第一”的改革，我认为可能只有1992年开始进行的“招生及奖学金制度”改革。这项由我校最先发起、实施的改革，后来成为政府决策和国家行动，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高校招生和就业制度的改变，也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作出了东南大学的特殊贡献。
要说清楚这项改革，须先简要介绍一下当时改革的背景和初衷。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与当时经济建设上的价格“双轨制”改革相似，中国高校招生也实行“双轨制”。国家下达给各校的招生指标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计划内”由国家全额拨款，学生上学不交学费；“计划外”国家差额拨款，学生上学须缴纳一部分学费。这项改革的初衷是，由于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国家迫切希望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扩大招生规模，但当时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投入都跟不上；广大人民群众有强烈地接受高等教育渴望，但每年的招生计划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高校经费严重短缺，仅靠国家事业拨款已经入不敷出（当时，学校事业经费都是根据招生数划拨），希望有新的收入来源。因此，当时招生计划的“双轨制”适应了这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矛盾，是一种“多赢”的帕累托改进，这受到普遍欢迎。
但随着时间延续和改革深入，这一做法也遇到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是，仅仅因为高考成绩差了几分，入学就分为“计划内、计划外”，一个交钱一个不交钱，而且入校后一定四年不变，与个人努力和学习成绩无关，这对学生不仅不合理不公平，也不利于调动学习积极性；二是，计划外招生虽然可以增加学校收入，可指标过少（一般在10%左右），对缓解经费不足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各校纷纷要求增加计划外招生指标，但教育主管部门，因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政治上的顾虑，不敢贸然扩大计划外招生规模，更不能一下子放开全部实行上学缴费这个口子；三是，由于招生的“双轨制”，客观上存在“降分录取，缴费上学”的事实，因而容易产生权力寻租，找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群众中意见不少，政府和学校左右两难。这些矛盾问题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改革。但在中国，高考是极其敏感和政治性很强的大事，任何改变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民众社会高度关注，不可不慎重。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全国兴起新一轮改革高潮，为适应这一趋势，高校的招生及就业制度也必须随之改变。可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谁来带头蹚出一条新路？各个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国家教委领导也在寻找突破点，东南大学就无意中主动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为什么说，既是“无意”的又是“主动”的呢？应该说东南大学最初提出这项改革，不是为了增加学费收入，主要还是从学校内部改革和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这个出发点考虑的，而且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88年9月，韦钰校长在向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藤滕汇报学校改革思路时就指出，当前学校改革最大的不适应就是观念的不适应，没有打破三个“大锅饭”，即学校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教职工躺在学校身上吃大锅饭，学生躺在包分配包就业上吃大锅饭。学校下一步改革，要“对毕业生分配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择优录用，打破学生就业的大锅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招生与分配制度的改革，促进学校面向社会，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规格，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增强学校自我调节，自我改善的能力”。这项改革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延误了。1991年底，在讨论学校工作时，校领导决定重新开启“专业调整和招生制度改革”。韦钰校长指定时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胡凌云，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陈笃信负责此项工作。1992年工作计划中又将它列为学校改革的重要任务，组成了有学生处、教务处和校办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小组。
从一开始，这项改革的目标和思路就比较清楚，核心是要打破“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界线，实现招生并轨，统一收费上学，改变学好学坏一个样，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但是在设计改革方案时，遇到了几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首先，上大学由不收费到收费，改变的理由和依据何在？再就是，招生分计划内计划外，谁交钱谁不交钱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决定的，你一个学校有没有权力改变这个政策？三是，如果只有你一个大学实行招生全交费，而别的大学还是（大）部分学生不交费，考生及家长能否接受，会不会没人愿意报考你这所学校？因此，这项改革能不能推进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改革能否在理论上站住脚，方案是否可行；能否得到国家教委和地方政府支持，是否得到考生和家长理解。围绕这些问题，经过校内反复讨论争论，初步形成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实行ABC滚动竞争奖学金制度”的招生改革方案。大体设想是，所有新生都需缴纳学费（3000元/年），不再分计划内计划外。新生按入学成绩分A、B、C三档，前10%为A类生，发放奖学金4000元（实发1000元，另外3000元冲抵学费）；中间的70%为B类生，发3000元（实际不交费，等同原计划内公费生）；后20%为C类生，需实际缴纳3000元学费（相当于原计划外自费生）。入学一年后，按学习成绩和一定比例规则实行滚动竞争，成绩好的可以升入上一级；成绩差的可能落入下一档。这一思路，主要是考虑既要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又要考虑与国家政策衔接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虽然“自费生”比例略有提高，但学校实际学费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
当年五六月间，校领导向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朱开轩同志汇报了这一改革设想，立刻引起开轩同志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东大的改革符合小平“南方讲话”精神和国家改革大势———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正是教委和各高校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且思路清晰，方案比较合理，操作性比较强。于是果断决定把东大的招生改革纳入国家教委试点，明确要求要将改革的进展和每一轮修订方案及时报教委直属高校司，接受教委的直接领导和指导。开轩同志还要求东大要主动向江苏省委、省政府汇报，求得地方政府对学校改革的支持；要广泛听取中学和考生及家长的意见，使改革更易于被社会和人民群众接受。实际上，从这时起，东大的招生及奖学金制度改革就不再仅仅是校内的改革，而是纳入了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总体思考和布局中，开始具有全国意义和全国影响。
根据国家教委要求，学校又对改革方案进行多次修订和仔细测算，使方案更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学校主要领导当面向时任省委副书记沈达人、副省长吴锡军等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了省里的充分肯定和具体支持指导。在省内的南京、扬州、南通等市县多次召开有各重点中学校长和部分考生及家长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征求意见和座谈中，有中学和考生提出，既然是“自费上学”，就应该允许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有地方政府领导和家长提出，既然是学生花钱上学，就应该允许毕业生自主选择就业（按当时国家政策，地方很难分到重点大学毕业生）。这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因为大学生“统招统分”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长期以来，人们认同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改革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就难以突破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经过认真研讨和反复斟酌，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个人需要支付一定的投资成本，所以上大学收取一定学费是合理的，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统招统分”的实质，是学生以毕业后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承诺，来“换取”国家对其进行免费教育的投入，因而具有合理性；而现在实行个人“交费上学”（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成本），那学生就应该有一定的就业选择权。这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也有利于更好地配置教育资源。这样就比较好地回答招生并轨遇到的“理论”问题，最后形成一个相对完善，各方可以接受的招生及奖学金制度改革方案。
在当年11月召开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我校提出的改革方案和大会发言引起高度关注。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变招生双轨制为单轨制，学生上学原则上都要收费，取消所谓“公费生”和“自费生”的概念，实行高额、高比例、滚动竞争式的奖学金，在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中全面引入竞争机制，使学生学习有动力有压力；根据教育教学改革要求，调整专业结构，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在明确专业方向的前提下，实行按系（或专业类）招生；实行灵活的学分制，允许学生通过考试（只要接收系同意）可以转系转专业学习，加大学生学习自主权和选择权，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而且，我校当时就在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东南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进入人才市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学校引导学生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帮助每个毕业生找到能发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