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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正图书馆5楼中厅江南制造总局译书展
曾国藩
李鸿章
徐寿
徐建寅
傅兰雅
利玛窦与徐光启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
江南制造总局
公元1500年前后，大航海时代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寻找通往东方道路狂热下开启，人类从此迎来全球化时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此进入一个新时代。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来到中国后，在传教的同时还将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给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他既翻译出《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圣母赞歌》等天主教传教文献，又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信教士大夫合作翻译出《几何原本》《测量法义》《西国记法》等科学著作，紧随其后科学译作还有传教士熊三拨的《泰西水法》和《药露记》，金尼阁的《况义》，龙华民的《地震解》，高一志的《空际格致》《西学治平》，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傅汛济的《名理探》，邓玉函的《人身概说》《奇器图说》，汤若望的《远镜说》《矿物寻源》，穆尼格的《天学会通》，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眼科解剖》等，这些天主教传教士翻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西方已经诞生了很多年的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前，奠定了西方现代科学的基础，但是传播到中国之后，只成为少数士大夫的读物和书架装饰，最终没能逃脱被束之高阁的命运。
19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受重创，千疮百孔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兴兵，汉族士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物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他们逐步地成长为地方实权人物。他们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看到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于是发动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希冀通过引进洋枪洋炮来强兵强国，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兵工厂兴办起来，为了给这些兵工厂造血输血，洋务派又在军工产业的上下游设立开矿炼铁的重工业和民生民用相关的轻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洋务派在开办工厂中聘用大量西方教习和工程师，同时招募中国学员来吸收消化西方的科学和工程知识，教材翻译就成为他们普及知识的重要手段，本次展览的图书就是在洋务运动末期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发行的一批翻译教材，这批教材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工科教育图书。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主要涵盖史志类6种20册，政治类3种11册，交涉类2种3册，公法总论2种22册，兵制类11种42册，兵学类26种63册，船类7种11册，学务类3种3册，工程类5种14册，农学类10种28册，矿学类10种41册，工艺类25种84册，商学类3种6册，格致类6种19册，算学类7种32册，电学类5种10册，化学类10种57册，声学类1种2册，光学类1种2册，天学类2种6册，地学类3种15册，医学类11种65册，图学类6种17册，地理类3种10册地图2幅，附刻各书31种79册。
从以上图书翻译种类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类和军事类图书占据了绝对地位，这与当时洋务派基于现实的决策与布局息息相关，先强兵而后富国，同时通过翻译图书印刷发行，向社会普及各类科学知识，为强兵富国做人才知识储备，但比较遗憾的是江南制造总局这一批翻译图书销量不佳。截至1880年总销量才达到8万册左右，大部分刊物销量只有区区数百册，远远没有达到预期，造成这种尴尬境遇与当时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一是当时选拔制度还是以科举为主，保守的统治者对待西洋科技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士人观念里还是耻于为工为商；二是国民整体文化素养较差，当时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和工厂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中东部少数矿产城市，能够接触到这些西方科技和新式工艺的中国人只有开明士绅、帮办和役工，学堂和工厂里的教习、工程主管及工程师皆以西方人为主。
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人员包括英国人傅兰雅及其子傅绍兰，日本人藤田丰八，中国人钟天纬、舒高第、汪振声、赵元益、王汝、华蘅芳、江衡、王季烈、刘彝程、徐寿及其子徐建寅、应祖锡、丁树棠、王德均、潘松、王树善、华备钰、解崇辉、周郇、徐家宝等人，其中以傅兰雅（1839-1928）为主力，他口述翻译一百余种图书，涵盖当时几乎所有西方科学门类，本次展出的图书就包括他口译的《银矿指南》《汽机新制》《化学工艺》《兵船汽机》《铸钱工艺》《井矿工程》《冶金录》等。
徐寿（1818-1884）与次子徐建寅（1845-1901）无锡人，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们在军事工业、船舶工业和化学工业上做出许多开拓性的工作。1861年曾国藩开办第一个洋务运动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就邀请徐氏父子任职，他们与华蘅芳等人一道花三个月时间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小火轮。在此基础之上1866年4月徐氏父子在金陵制造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高压蒸汽机轮船“黄鹄”号，同治皇帝钦赐“天下第一巧匠”匾额以资奖励，同年底徐寿父子又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邀请下到上海参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徐寿任首任襄班总理事务。徐寿作为制造局负责人，他提出办厂思路：一为译书，二为采煤炼铁，三为自造枪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通过这四点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徐寿对于富国强兵的深刻认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洋务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强兵御辱，但这不是直接装备洋枪洋炮就能达成的，这需要国家上下先在头脑上武装起来，因此他把译书放在重要位置。他从自身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经验出发，认识到要学习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必须要通过系统的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培养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在人们有了现代知识以后就有足够能力来采煤炼铁为现代工业和国防军事源源不断地输送血液，从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良性发展，从我国当今的科技发展局面看来，徐寿的这一思路至今依然有着深刻意义。
1868年徐寿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翻译馆，聘请西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等与中方译员一同合作译书。他与傅兰雅一同挑选了一些西方前沿科技图书进行翻译，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中西化学材料名曰表》《化学求数》等对我国近代化学知识的传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如今我们所使用的元素名“钠”“钾”“钙”的都是徐寿与傅兰雅译书时推敲斟酌命名，同时他们还创造性地采用西文单词第一音节加上汉字的偏旁部首，根据元素的性质来造新字的原则来为各种元素命名，这一方法简单易懂且实用，在我国化学领域一直沿用至今。徐寿同时还是在《Nature》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在1878年《格致汇编》上发表《考证律吕说》，经傅兰雅翻译为《A鄄cousticsinChina》刊登在1881年《Nature》23卷上。
徐寿与其子徐建寅、徐华封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校对图书基本上都是科技和军事著作，为推动中国近代科技知识的普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徐建寅在1901年一次无烟火药研制实验中不幸殉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在科学实验中牺牲的科学家。
傅兰雅（1839-1928），出生于苏格兰，从小就憧憬着到遥远的东方来，终于在1861年他来到中国，在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教职，其间学会了官话与粤语，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和汉字，1965年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主编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8年起接受徐寿的聘请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翻译达28年之久，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破产，1896年赴美担任加州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之后几年也每年回到上海译书，其长子傅绍兰则一直留在中国，直到病逝。1911年傅兰雅捐资创办中国第一所正式的盲童学校———上海盲童学校，其幼子傅步兰担任校长，1952年该校被上海市政府接管，改名为上海市盲童学校。1926年傅兰雅又创办傅兰雅聋哑学校，亲任校长，他去世后傅步兰接任校长，1953年上海市政府接管学校，即现在的上海市聋人中学。
徐寿与傅兰雅翻译图书的重要目的就是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他们还创办发行了中国第一种科学技术期刊《格致汇编》，介绍通俗实用的科学知识，通过一些科学小品来增加趣味性，拉近与受众的距离感，方便其登堂入室。同时为培养专业人才，1876年徐寿与傅兰雅在上海共同创办格致书院，开设矿物、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科目，成为中国第一所专门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学校，1949年学校更名为上海格致中学。
以上文字基本描述出近代西方科学传到中国的重要路径，洋务运动和江南制造总局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不可忽视，无数的中国有志之士和外国友人在中国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动进程中呕心沥血奉献终身，他们的奋斗目标明确，就是要让中国科技发达，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我辈学人亦当如此。在李文正图书馆特藏阅览室中还收藏有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期刊和《科学画报》以及《Nature》百年精华版，欢迎读者们前来阅览，一同了解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