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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杨廷宝一生把工作当成生命， 把事业作为人生的追求。 对于他来说，最愉快莫过于工作，最难受莫过于无所事事。 下面仅就他学成回国执业设计这一项工作， 看看杨廷宝到底有多忙！
1927 年春节后，杨廷宝学成回国。 4 月12 日，他与陈法青在北平（现北京）结婚。12天后， 杨廷宝蜜月未度完就提前赴天津基泰工程司任职。 从工作第一天起，他就被接踵而来的设计项目缠上了身， 甚至有时多个项目同时在手，但他都能游刃有余，忙而不乱。 杨廷宝在公司干得如此勤快，在外出差也一个样， 忙起来甚至好几个月才能回天津家中待几天，接着又要到另一地方，察看在建工程的进展。 如此，从天津到北平，从沈阳到南京连轴转，哪能顾得上家？
日子就这样在忙碌中一天一天过去，杨廷宝的五个儿女也相继出世。 由此，一切家务事， 儿女抚养全靠爱妻陈法青一人扛着。 一天，本就体弱多病的大儿子却又患上破伤风。 为了看护他，陈法青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此时， 她多么希望杨廷宝在家帮把手，可是他却在千里之外忙工作。 正如陈法青所说：“事业索求着他的时间和精力。 在家务和事业产生矛盾时， 他总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
如果上述杨廷宝远在千里外忙工作，一时难以抽身回家尽责还可理解的话， 那么有一次杨廷宝和陈法青两人一起逛正在修缮的天坛时，把陈法青放了鸽子， 又是怎么回事？ 那次，在圜丘坛修缮工程快要完工时(图 2)，杨廷宝带着从天津搬回北平的陈法青到天坛圜丘坛游览了一番。不想，陈法青正在兴头上，杨廷宝却被正在修缮皇穹宇的老师傅叫走， 去现场处理问题。杨廷宝只好让陈法青孤独一人在原地踟蹰等待，直到天快要擦黑，他才匆匆赶回，一脸内疚，连声道歉。 陈法青也不怪罪在意，知道丈夫就是这么个人，工作太投入了。
当基泰从北方向南京发展业务后，不少重要工程项目，诸如中央体育场、中央医院、中央研究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园音乐台、 中央大学图书馆扩建等数十项工程压在了杨廷宝肩上。 有人称杨廷宝设计了当时南京半个城。 虽有些夸张，但不无说明杨廷宝那时真的忙得不亦乐乎。 即使在西迁陪都重庆的 6 年里， 杨廷宝也设计了一批重要建筑，何况还兼教职，更是忙上加忙。
可以说， 杨廷宝把他一生的黄金年华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建筑事业， 为兑现他读书救国的志向而忘我工作不止。
新中国成立前夕， 基泰的大老板关颂声带着基泰跑到台湾去了， 杨廷宝毅然留在了大陆，从此结束了在基泰 22 年的执业生涯。 但是，忙碌并不由此远离杨廷宝，相反，更繁忙的教务、业务、学术、会务、政务、国际事务又纷至沓来。 而杨廷宝却乐在其中，好像他有三头六臂，面对这些如山的工作不在话下。 特别是 1954 年 9 月杨廷宝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不但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了影， 而且还有幸与毛主席握了手，这使杨廷宝异常兴奋，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最大力量。
其实，早在 1951 年，杨廷宝就携他的得意门生巫敬桓、 张琦云到北京进行了和平宾馆的设计。 虽然杨廷宝赴京前还发烧了一个星期， 但刚退烧的他第二天就赴北京了。 到了北京，他立即下现场考察环境，在办公室伏案画图，在工地指导施工，日夜加班，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图 3）。
不巧的是，1952 年 5 月的一天，在南京读中学的杨廷宝幺子得了肺结核病， 陈法青带着幺子在南京求医无果， 就匆匆赶赴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 杨廷宝见状赶紧安排好母子俩的住宿后，又去忙工地的事了。好在陈法青是位能人，她排队挂号，带幺子看病住院。 而杨廷宝就算工作再忙，心里还是总惦记着幺子病情的， 便在安排好工作后，抽空赶紧跑到医院探视。 陈法青虽然早知道面对工作与家庭的矛盾， 杨廷宝必然会选择工作第一，但就是想发泄一下这些天忙得心急火燎的烦躁心情，一见杨廷宝进病房门， 难得一次没好脸色地说：“你整天就知道工作，工作！连儿子的性命你都不管！”杨廷宝自知不是，妻子发火也可理解，只好闭嘴忍让。
1952 年 9 月，在庆祝和平宾馆落成典礼的那一天，杨廷宝带着陈法青和病已痊愈的幺子亦参加了典礼。 母子很高兴，本想借机好好参观一下新落成的宾馆。 哪知道，典礼那天来了许多人， 人群熙熙攘攘， 作为宾馆设计主持人的杨廷宝当然成为焦点人物， 不一会儿便忙着接待宾客去了。直到典礼结束，陈法青母子都不见杨廷宝人影，便独自离开了。 “廷宝的脾气我很清楚。 他认真、严肃、事必躬亲，工作一上手，会把一切别的事情都忘掉。 ”陈法青真是把杨廷宝看透了，对于她来说，这是习以为常的事。而这种习以为常的事，在往后真是不胜枚举。
1954 年 6 月， 杨廷宝率中国建筑师代表团一行三人出席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及市政界人士集会后， 又忙里偷闲为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新增建筑设计了方案，连续开夜车 10 多天，画了 30 多份图纸，以致头上生了疖子，眼睛也发炎了。 但他仍一面注射青霉素，一面夜以继日地工作。 直到任务完成后，炎症还未消除。 就这样，杨廷宝的左眼视力减退，经常昏花。
1958 年 9 月，北京国庆十大工程上马，杨廷宝和全国著名建筑专家云集北京，并展开设计竞赛， 杨廷宝也亲自动手做了方案。 其中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由杨廷宝的学生张镈领衔主持， 而杨廷宝被指定为由人大代表中的建筑师组成的工程验收组组长。 在 1959 年国庆前夕，在与参加人民大会堂设计的人员边参观边谈笑验收时， 快六十花甲的杨廷宝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竟然“刚刚进入东大厅，就‘拿大顶’倒立，双手撑地行走了好几步，引起大家鼓掌致意。 ”
1975 年 9 月，正当“文革”接近尾声时，经国务院批准，拟启动北京图书馆新馆（后改称国家图书馆）建设。 于是，杨廷宝应邀带着建筑系几位老师多次赴京参加设计研讨会。 起初，由于许多方案洋味十足，主管该工程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宋养初不甚满意， 便征求杨廷宝的意见：“你看怎么样？ 你有什么想法？ ”杨廷宝拿出方案手稿，当宋养初看到这几张方案草图时眼睛一亮，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带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风格，而又新颖的建筑形式，便迫不及待地说：“请南工来的同志帮你画出来，画清楚，好不好？ ”又说：“三天后再议。 ”
三天后，经再次讨论，最终确定以杨廷宝为组长组成“五人小组”（图 4），外加其他三个小组继续深化各自方案。 结果，在“五人小组” 的方案作为三个推荐方案之首上报国务院审批后，决定采用“五人小组”方案。 后由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共同完成施工图， 北京图书馆新馆于 1983 年开工，1987 年 10 月落成。
紧接着，在 1976 年 10 月，杨廷宝又一次参与了国家重点工程———毛主席纪念堂的集体创作（图 5）。 张锦秋院士说：“我们那个组基本上是在杨老指导下画出来的，也是以后建筑设计方案的基础。”齐康院士也说：“当时我画好了稿子，他看到我很累，身体又不好，就说：‘你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我看到图上的配景全画好了，我很激动，一个从不开夜车的老师，开了一次夜车。 ”
此后，杨廷宝更加关注各地城市规划、风景区建设和文物保护。 在他余生最后七年里， 杨廷宝先后到过近二十个城市或风景区考察， 特别是已近八十高龄的杨廷宝两次带领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老师登临武夷山，对武夷山风景区的规划、保护与建设注入了无尽的心血。（图 6）为武夷山最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杨廷宝晚年， 他仍不倦地奔走在祖国的大地上。 1981 年 10 月，杨廷宝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阿卡·汗建筑奖第六次国际学术讨论会” ， 并紧接着随会议全体代表赴古城西安， 然后沿着丝绸之路到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敦煌参观。 从新疆回来后，杨廷宝已身感疲惫，老伴反复劝告他不要太劳累， 杨廷宝却说他是一级教授，每月不能白拿国家工资，说：“我活着就要做事， 如若不能做事，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一辈子干工作干惯了的杨廷宝真的丢不下工作。 11 月他又去出席在江西景德镇召开的历史学术委员会年会， 还到兰州考察市政规划。 次年，他第四次登上南京清凉山视察公园规划建设， 再去无锡评议各园林建筑工程并参加无锡太湖风景规划讨论会，简直把工作当成了生命的一部分。这还不算，1982 年 4 月底，杨廷宝携夫人重返阔别 40 多年的故里南阳。走街串巷、观景察情、座谈报告、建言献策， 他没命地工作， 在南阳停留的 11天中，竟足足工作了十天半。
随后，杨廷宝接着又去湖北，下襄阳，上武当，至武昌，应邀参加武当山风景区规划讨论会，5 月底才返回南京， 这一个月来回行程四千多里。 其实，此时的杨廷宝已经需要靠药物来支撑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未打算休息一下。 紧接着 6 月 1 日，杨廷宝先是出席他设计执业生涯的收官之作“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的竣工仪式。 时隔三天就赴北京，主持香港建筑图片展出开幕仪式。 一个月后， 又到上海视察南翔古漪园修复工程，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但回来时已感体力明显不支。 就这样，杨廷宝还强打精神，直到他再次住院的前一天，还到南京园林研究所带病参加园林建筑讨论会。
9 月 16 日半夜， 杨廷宝起夜不慎摔倒在地，被急送医院。 杨廷宝苏醒过来后，万分感叹地说：“看来， 我真的是病了， 不行了！ ” 在杨廷宝病后三个月的弥留之际，虽然双脚再也不能走了， 但他的心还在不停地“走”。 他怀念着他热爱的祖国，他思念着他未竟的工作，他想念他的着妻子儿女。 他舍不去这一切啊! 如果能再干十年多好！
但是，自然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1982年 12 月 23 日， 杨廷宝走完了不平凡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