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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杨廷宝先生和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建筑界、建筑教育界的一代宗师，他俩在学术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世称“南杨北梁”。他们与我国其他第一代建筑师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创作的先河， 打开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门， 也揭开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序幕， 为中国的建筑事业和建筑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图 1）。
今年， 适逢杨廷宝和梁思成 120 周年诞辰， 本文将叙述两位业界宗师在共同成长、成才、成功的一生中，彼此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感人故事， 以激励后学们学习他们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高尚人格。
杨廷宝与梁思成虽同年出生， 但两人的家庭背景、生活条件、个人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杨廷宝出生在河南南阳赵营村小地方，降世时即与生母阴阳两隔，加之家境日衰，生活拮据，社会动荡，致使苦难如影随形地伴着小廷宝熬过了童年时代。 而梁思成却不然， 他从小受到梁启超先生的良好教育，孩提时代充满了阳光。 杨廷宝与梁思成自小反差如此之大， 后来又是如何走到一起，并共事一生的呢？
说来也巧，1915 年似乎上天安排好的，让杨廷宝和梁思成两位互不相识的 14 岁少年同时考入清华学校。 但因杨廷宝入学考试成绩太好而直插三年级， 从而未能与从一年级起步的梁思成同桌。 不过，共同的兴趣与爱好，让他俩有缘在体育、绘画共同的社团活动中相遇、相识，直至共同选择建筑学专业作为留洋志向， 先后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而又相聚在一起。
在宾大，杨廷宝与梁思成虽然各自忙于学业，但只要有机会、有时间，总是邀请上清华校友赵深、陈植、童寯，还有林徽因聚在一起。要么“频繁出入于图书室，为设计课题的需要或为理论的探讨而阅读、摘录、临图。 ”要么在假日里到风景区漫游野餐， 写生摄影，课余生活过得很是浪漫惬意。不仅如此，他们都是学习上的佼佼者。 梁思成就称赞说：“杨廷宝在宾大学业超群，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成为同学们的范本。 ”而赵深、梁思成、陈植、童寯他们勤奋学习的身影，屡屡获奖的名气以及出色的绘画功底， 常常博得美国学生的赞赏，称之为 “中国小分队”（图 2）。
当杨廷宝 1927年春学成回国后，即应关颂声之邀到天津基泰工程司任职，正式开始了他的建筑设计执业生涯。不久关颂声听说杨廷宝在宾大的挚友梁思成即将学成回国，想通过杨廷宝与梁思成的关系，争取他到基泰来工作。 恰在此时，东北大学正准备筹建建筑系，却苦于没有师资， 想请杨廷宝担任建筑系系主任一职。 但杨廷宝已在天津基泰工程司就职，不可能接受这一邀请，但他推荐马上要回国的梁思成担任，并受东北大学的委托，亲自前往北平向梁启超游说。而梁启超这一时期正在为儿子梁思成回国的工作安排煞费苦心，开始想在清华为梁思成谋一教职，即便那时清华还没有设立建筑系。 此时，经杨廷宝游说，梁启超灵机一动，在权衡清华与东北大学的利弊之后，果断替儿子做主承接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但距开学只有 2 个月左右时间了，便急告仍在欧洲度蜜月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赶紧回国。 由此可见，杨廷宝的引荐促成了梁思成成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后因林徽因患上肺病， 不能坚持教学，加上东北气候寒冷，不利于养病，便于 1930年下半年回到北平治疗，梁思成也不得不回到北平照顾林徽因，而把建筑系主任交给了童寯。 不久，梁思成受聘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开始专事中国古建筑的调查与研究。
1935 年初，在梁思成、刘敦桢的推荐下，时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谭炳训和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所， 将京城古建修缮工程委托基泰工程司承包。 杨廷宝任主持建筑师， 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为技术顾问。于是，杨廷宝从天津来到北平开设了基泰分所。就此，杨廷宝与梁思成、刘敦桢再次重逢，并共同参与了为时近两年的北平古建修缮工作（图 3），这为他们今后共事一生开了一个好头。
1935 年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社员的杨廷宝，虽然忙于自己的设计业务，但他始终关心、 支持着梁思成、刘敦桢主持的营造学社各项研究工作。 当梁思成起步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他正苦于“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却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他所憧憬的珍贵古建筑。 突然，梁思成从民间概括华北四大名胜“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的谚语中想到，不是可以先从华北正定的隆兴寺着手调查吗？ 待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前往正定时， 杨廷宝一个信息让梁思成欣喜不已，决定改变既定计划，这个变故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杨廷宝自己后来回忆，当时他告诉梁思成这一信息的情景时说：“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平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 照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 当我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 ”随后，梁思成立即驱车前往鼓楼，当他见到那幅照片上寺庙巨大而奇特的斗拱时，他确信蓟县这座寺庙一定是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筑。 于是，梁思成当即决定改变原计划，先行前往蓟县调查独乐寺。 可见，杨廷宝不仅给梁思成带来一个及时的意外惊喜，而且也改变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科学考察行程， 使梁思成既发现了一座古老的木构建筑，又写出了中国建筑史学界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筑的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其研究成果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水平。
不仅如此，杨廷宝在百忙中写就《汴郑古建筑游览记录》一文，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上发表，也算是对梁思成、 刘敦桢研究工作和营造学社刊物发行的支持吧。 而且，在学社经费捉襟见肘时，杨廷宝与关颂声等 15 位先生竭力捐助了22500 元，解决了汇刊第七卷第一期亟待出版，而经费还无着落的燃眉之急。 可见，在困难之际，真正的朋友是同舟共济。
更令人感动的是， 当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时，陈法青带着 5 个儿女（杨廷宝此时正出差在南方）幸得刘敦桢、梁思成的帮助，三家人才逃离北平，一路换乘、劳顿安全护送到许昌下车， 与滞后得知赶来接应的杨廷宝会面， 准备再转乘长途汽车回南阳老家避难。 可谓患难之交见真情呐！ 抗战时期， 在大西南继续古建考察研究的梁思成仍在关注当时的建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 便与杨廷宝联手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开展了两届学生建筑设计竞赛，从中慧眼识珠发现了日后成为古建保护专家郑孝燮和城市规划教授朱畅中。
说到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必少不了提及南工、 清华两校建筑系的掌门人杨廷宝与梁思成之间的二三事。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杨廷宝与童寯、刘敦桢先后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而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散伙后带着最后的成员回到清华创办建筑系去了。 1947 年 9 月，刚创办清华建筑系因公出国的梁思成在结束了近一年对美国建筑教育的考察和讲学，并完成了年初受命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托他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中国顾问的工作后，回国途经上海时，与正在上海的杨廷宝、陈植短暂会面，这是他俩自重庆一别后的再次相逢。谈笑之中，梁思成特别吐露出心中的苦衷，他说自己正创办清华建筑系，苦于白手起家，什么都缺，希望得到老同学的支持。杨廷宝当即表示，他可以把自己珍藏 20 多年在宾大读书时的 40 余幅西建史手绘作业图赠送给母校建筑系供作教学范图。 这是清华建筑系获得的系友第一份个人捐赠，也可视为杨廷宝与梁思成珍贵友情的见证吧（图 4）。
1952 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后， 由于南工、清华两校建筑系的掌门人杨廷宝与梁思成同深造于宾大建筑系，因此两校建筑系不仅教学体系相似，而且连教风、学风都相近。两校的办学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同类院系的前列，所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也一直口碑载道。
在教学上， 杨廷宝与梁思成曾有过共同参与相互视察教学活动的机遇。 1965 年7 月酷暑的一天， 杨廷宝在梁思成陪同下，来到清华大学建筑系 66 届 （笔者所在年级）左家庄小区毕业设计小组的现场。 这是杨廷宝与梁思成一贯主张的在实际工程中训练学生解决设计问题能力的教学手段。这一天，毕业生正在炎热难忍，挥汗如雨的工棚内趴在图板上画图。 只见系主任梁思成引领身着朴素夏装的杨廷宝走进简陋的工棚，巡视一番毕业生的工作后，与一众有关人员围坐在一张大桌旁， 由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朱自煊向杨廷宝详细汇报了工程情况，其间杨廷宝不时插问几句,而梁思成却谦逊地站在众人背后默默旁听。 大约交谈一小时， 杨廷宝才起身离开没有任何降温防暑设施的工棚（图 5）。
由于“南杨北梁”各居南工、清华两地，且两人都身居要职，加上各自频繁参与不同社会活动、学术会议、教学交流、出国访问等，碰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 有案可查的两人见面最多的场合是，作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的梁思成和杨廷宝， 每四年会同时出席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以及在各届常务理事会议上共商大事和出席学术讨论会（图 6）。
两人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包括共同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 5 届国际建筑师大会和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 7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 以及随后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建协第 8 次代表会议。 会后，杨廷宝与梁思成又应巴西建筑师协会邀请， 前往进行了参观访问（图 7）。
谁想到，1966 年“文革”开始，梁思成受到了很大冲击，于 1972 年 1 月 9 日与世长辞，享年 71 岁。 而杨廷宝总算有幸熬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为我国建筑学科的发展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于 1982 年 12 月 23 日也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