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在东大

　　1926年，熊庆来转到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国立清华大学）任教，这是东南大学师生欢送他（前右二）赴北京时的合影。

　　今年7月30日，校党委书记左惟为熊庆来班学生代表授旗

一

1920年，已经在欧洲留学8年并取得高等算学、高等微积分学、理论力学、理论天文学、高等物理5个高等学历证书，获得法国理学硕士学位的熊庆来受云南教育当局的信函邀请启程回国，计划参与筹办东陆大学（云南大学的前身），后因本省军阀混战，省府拟办大学的计划搁浅。不久后他进入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任教，可惜这所学校并不适合他发挥自己的才能。

1921年，熊庆来意外地收到一份聘书———校址在江苏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聘他去担任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正式建立。

二

随聘书寄来的，还有一封信。这封信是谁写的呢？

这封信来自何鲁，他是熊庆来留法时高他一年级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学数学的。尽管两人性格上有很多不相同之处，但相处甚好，成了异国土地上的挚友。何鲁1919年从法国回来后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之聘，来到扬子江畔钟山脚下的南京高师任教，教算学。

1921年，东南大学创立，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何鲁也转任算学系(今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可是，时间不长，在这一年的年底，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内，用庚子赔款办了一个中法通商惠工学校，教师都是法国人。他们热情地聘何鲁去授课，工资付得很高。何鲁要离开，东南大学算学系就难以撑持了。当时在中国，像何鲁、熊庆来这样能搞高深数学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于是，何鲁向东南大学校长推荐了熊庆来，并亲自写信邀请熊庆来。

三

何鲁在寄给熊庆来的信中说，东南大学是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校长郭秉文先生器重人才，求贤若渴。看着何鲁这封诚恳的信，熊庆来思量再三，决定去南京，到东南大学做一番事业!

主意一定，他和妻子姜菊缘很快收拾了那些本来就很简单的行装，带着儿子上路了。又是千里迢迢，又是跋山涉水……1921年11月一个初冬的早晨，熊庆来携妻儿来到了虎踞龙盘的石头城———南京。尽管风尘仆仆，熊庆来却不感到累。相反，他很兴奋。看着金陵———自己日后的用武之地，他心底涌起了一股热流。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先生是19世纪20年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深知，大学教育以师资为第一，办学之道最重要者在于广延名师。于是他竭尽全力延揽国内外著名学者及饱学之士到东大服务。郭秉文的延师有道，在教育界早已是传为美谈。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其所著的《在华五十年》中，对郭秉文有这样的赞誉：“他延揽了50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熊庆来就是司徒雷登所称的“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的“50位留学生”之一。

四

此时，尽管东大会聚了不少优秀人才，但各个系的情况不太平衡，具体到算学系，师资仍是很缺乏的。何鲁一走，教高深数学的就没有了。现在，熊庆来来了，但专任教授也仅有熊庆来1人，另有1名兼任教授和1名助教。但这位兼任教授又不能教高深的数学，故所有高深的数学课程都压到了熊庆来身上。而且，还没有现成的讲义和教程可用，一切都得自己动手，白手起家!此外，还需要他同时在南京高等师范兼任教授。

这一年，熊庆来才28岁啊!

熊庆来在法国留学期间心中曾感慨万千。“我们中国人并不笨，我们祖先曾有过多么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落后？国家这么衰弱？民众这么愚昧？为什么？我们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富强起来？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在国际上高高地昂起头来？”这些问题随时萦绕在熊庆来的脑际，煎熬着他的心。

而今，一个国立大学算学系的担子压到了熊庆来的肩上，他知道这副担子的分量，更体味到其中的责任和光荣!这不是报效国家的一个好途径吗？这不是振兴民族、振兴科学的一个好机会吗？这不是充分运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为国家服务的一个很恰当的好职位吗？这不是能施展才干、培养千百名数学人才的好天地吗？熊庆来很兴奋，决定抓住这个良机。

于是，他全身心夜以继日地投入这项艰苦而光荣的创业工作。既没有教材，更没有办学经验，熊庆来要同时教授好几门高深课程，又要多方擘画建系工作，还要自编好多门课的讲义和教程，其困难和繁忙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的时间几乎都是和学生在教室里一起度过的。要讲课，要批改学生作业，还要辅导助教，详细解答他们的各种疑难问题。晚上，要备课。夜深了，在大家都已入睡后，他还要抓紧时间写讲义，写教程。夜阑人静，一盏昏黄色的孤灯，一摞稿纸，一杆笔，熊庆来又开始了不倦的耕耘。

五

近代数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国内刚开始创办算学系的高等学校，就只有那么很少几所，而且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哪一所学校也没有现成的讲义和教材。为了使近代数学移植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扎下根来，发芽，开花，结果，熊庆来决心独立跋涉，借鉴在法留学时学过的一些西方教材，编写出适合中国目前需要的中国自己的数学讲义。他上课以外的时间几乎都全部用到了这项事业上。

繁重的授课任务和艰辛的编写讲义工作，使他的身体超过了负荷。他本来就较为孱弱且患过肺病的身体，在超负荷的情况下，渐渐难以承受了。一年之后，他就开始吐血，常常一阵阵地捂着胸口咳嗽，胸部总会有一种闷疼的感觉。他知道这是过度疲劳的缘故。

不幸的是，痔疮同时也犯了，而且越来越重。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能坐在椅子上。只要一坐上去，立即会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甚至平躺在床上都让人难以忍受，睡觉时只能侧卧或俯卧，被褥上还往往染上大片的血迹。有时，他甚至连吃饭都是伏在床上吃的。

可是，学生还等着他编的讲义用啊!别人又无法代替他编写。怎么办呢？熊庆来顽强地伏在床上坚持编写，尽管写得很艰难，他仍不停笔地写。有时，他疼得汗珠一颗颗地往下掉，妻子在旁边看着心疼地劝他说：“算了，别写了，迪之。好好休息休息吧!过些时候病好些了再写吧……”“不行。怎能不写呢？不写怎么办呢？谁来写啊？学生等着要用的。”熊庆来坚持说道。“可是，你身体这样，受不了哇!”“不，我能受得了。我还能挺得住，你放心吧！”他劝慰妻子。

妻子很了解他的脾气，知道劝不住他，只好坐在旁边一夜一夜地陪着他熬夜。妻子边织毛衣、做针线，边看着被疾病折磨却还在顽强写作的丈夫，心中真不是滋味……

就是这样含辛茹苦地、不知疲倦地写作，在东南大学的5年间，熊庆来先后编写了10多种讲义，为当时的算学系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教材，让他们从中把握世界近代数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这里把他们领进了世界数学殿堂的大门。这些学生中有相当一些优秀者登堂入室之后，成了卓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熊庆来不知疲倦地编写讲义，也不知疲倦地讲课和批改练习题。他认为学数学不演习题是不行的。那时的学生都非常努力，每人交上来的练习都往往是一大本。他每本都仔细审阅，批改。当时有一位助教，不但不能帮改练习，反而自己还做些练习请熊庆来改。

六

东南大学算学系这段艰辛的创业史，在熊庆来脑海中刻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当他30年后第三次由法国归来，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中，还极清楚地这样回顾道：“国内高等数学师资，那时还很缺乏，记得于1921年东南大学开办，我被聘到南京，以为方毕业回国的我至多可当个讲师，不料学校不但要我做教授，并且还要我做系主任。辞谢不了，只得勉强支持，一个人任了不少课，第二年学校才添聘了段子燮先生。”段子燮到任后，与熊庆来一道，尽量为学生多开设课程，挑起教学的重担。

在他们两人的努力撑持下，东南大学算学系的课程设置显示了较强的阵容。在“1923年国立东南大学一览”(1923年4月)中所记载的“算学系课程详表”里，开设的课程已有23门，此外，还有一门临时酌定的研究课。

熊庆来日见消瘦，但他忙得很充实，很乐观。这大概就是一个人在抱负得以施展、报国的感情得以寄托时的那种欣慰和愉悦的情绪。他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在耕耘，在拓荒，在为中国科学做着奠基的工作。他所编的《高等算学分析》《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教材代表着或者说是趋近了当时学科的发展水平。东南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便已经成为我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面有着熊庆来不可磨灭的一份劳绩。

七

就在熊庆来到东南大学的第三年———1923年的6月放暑假的前夕，由于终日劳累，熊庆来又患上了肋膜炎，住进了医院。他住在江苏省立医院，离家较远，这一来可让妻子更辛苦了。头一年，妻子刚生了第二个儿子秉明。此时，大儿子秉信10岁；二儿子秉明刚周岁，路都还不会走。可是熊庆来的病情又重，需要妻子陪在医院里照料。

熊庆来在医院医治了一个多月，姜菊缘累坏了：“医院伙食又不好，每天只是吃点豆腐和豆芽菜。早上吃稀饭，也没有什么菜可吃。我只好进医院陪他住，早上回家去拿牛奶和看孩子，把牛奶送给丈夫吃。我就吃医院的早饭，吃过赶快忙着买菜，又回家去做好，再送来给他吃。我还是吃医院的。我每天来回要跑6次。南京天气又热，蚊子又多，家里只有两顶蚊帐，一顶需要留着小孩子用，一顶拿给丈夫用。我在医院白天又忙着跑路，夜里又没有蚊帐，只有给蚊子咬……”这段日子的艰辛和苦涩，姜菊缘都用她那瘦弱的身躯承受过来了。

八

在东南大学担任过四五年教授和系主任后，熊庆来此时已是一位富有教学经验和系务管理经验的教授，并且总结出了一套较好的教学方法。

他注重必修课。必修课的科目不多，但每门内容充实，水平比较高，已经与法国、德国的水平差不多，比美国的水平还高一些———四年级已相当于美国研究生的一年级。这些必修课程，“务使学生于学理能透彻了解，于工具能熟练掌握”。

熊庆来在法国留学时，知道法国对演题是很注重、很认真的。他在东南大学执教的时候，也用了这种认真演题的精神要求学生。当年严济慈、胡坤升、唐培经等人都受过这种严格的训练，后来出国留学一二年后就能考取博士。

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这几年中，熊庆来的工作很忙，教学和系务的担子都重。家庭人口也增多了，确实够累人的。幸亏妻子支持丈夫全力以赴地工作，才能使熊庆来忘我地扑在教学和系务工作上，致力培养数学人才的工作，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

熊庆来在东南大学的这几年间，是中国的近代数学刚开始萌芽的一段时间。可以说，当时中国近代数学还处于一种很落后的状态。政府对于发展科学没有多少支持和鼓励，数学上的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而国内连可发表数学研究文章的杂志都没有。

国内几所设有算学系的大学，此时都在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偏重于基础的培养，介绍和传授西方的近代数学的理论。熊庆来等人，作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者，的确可说是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他们心中接受了“五四精神”，在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指引下，默默地在中国近代科学的处女地上耕耘着。没有大声疾呼的号召，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誓，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壮，他们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兢兢业业地做着传播科学、培养青年的工作。他们一锹一铲地、一砖一石地为中国近代数学实实在在地奠下了坚固的基石。

注:本文根据《熊庆来传》第二版（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维）中相关内容改写。（张安桥、汤咏芊和肖珺心三位同学根据该书电子版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