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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主要讲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但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破题。今天我们谈论的问题从综合角度来看，大体上属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今天的讲座我主要讲四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关系。两会期间，新华社的通稿阐释了官方的对和谐社会的解释：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理想。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在人大有个发言，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他认为，建设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建立和谐的阶级阶层关系，我们需要各个阶层相互和谐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56至1979年期间我国社会处于结构单调、抑制分化的时期。改革开放到目前，我国社会则处于社会分化期，要分化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入一个整合期。但在分化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并非绝对，其中也有整合，比如国企工人与外企工人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少进行整合。整合到什么程度才算适度呢？我们可以参照日本的情况观察。日本经过四五十年代的分化后，经过整合到现在约有90%的人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号称“一亿皆中游”。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社会分化是基调，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呢？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我们还不可避免的处于一个大分化期。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提出，正是想用与分化相反的政策力量，对社会的分化予以引导和平衡，使社会发展朝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最主要的政治要素间的关系。
目前中国最主要的政治要素间的关系，首要的是党政关系，这个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一直被关注，直到现在仍然在讨论研究，以后也是重要的政治命题，在这里我不做重点展开。其次，是如何处理纵向间政府关系。目前中国的政府结构，从中央到地方总共五级，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关系还没有处理好。所以在中国有条块矛盾，归其原因是因为社会分工方式存在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每一级政府管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到美国留学，一般到美国留学所办的第一件事是办理社会保险，而办社会保险不是到市政府而是到市政府旁边的联邦政府在各州设的办事处。社会保障是由联邦政府负责的。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领导的概念并不强，一般是谁决策谁执行，联邦政府的决策由其地方派出机构的联邦公务员执行。中央和地方的公务员通常各占一半。而中国每级政府所管的事情是一样的，政策执行层层落实。在中国常常有这种说法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让下边的给执行坏了。其实是没有根本上突破思想误区，处理好政府层级的分工。再次是21世纪初如何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这涉及到政治概念的界定问题。在我们国家“政治”有三个涵义。一个是关于阶级和阶层关系的政治。一个是指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第三个“政治”，它是个形容词叫“非常重要”。譬如说，一件事情，大学里的系主任、书记开会时强调要把这件事情上升到政治高度，实际上是讲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比较建国后的历史会发现：自改革开放到目前，我们并没有明确地概括出处理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关系的政治主题。
政治过程始于政治表达，长期以来我们对政治表达是忽视的。从我们的外交实践中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官员到美国是不谈政治的，而是拉资金、谈项目，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谈。而中国台湾地区的官员到了美国一般是先租一个地方，摆好茶点，邀请各界的人士听他们做演讲，谈政见。他们的政见所以能在美国有相当的影响，跟他们谈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跟中国台湾地区比是吃亏的。因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诉求，哑巴是搞不了政治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做的不够。所以我们要重视“政治”的作为是正确处理各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建设和谐社会”为我国的现时期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题。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阶级和阶层状况。中国的阶级和阶层大体上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基本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工人阶级里面分为：白领工人、蓝领工人、官员、知识分子、退休职工。也可以换个角度划分：比如国有企业的工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外企的工人、私企的工人。农民阶级包括以下阶层：狭义的农民（农业劳动者）大体上有三亿人。1997年对中国社会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一年中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的总人数开始少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第二类是新兴阶层：包括乡镇企业的职工、农民工，个体户、企业家阶层。第三类是复新阶层，这个阶层的主要包括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其中第一部分是个体劳动者，大约有四千万户六千万人，但近两年有减少的趋势，80年代他们曾是高收入的人。他们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大型连锁店的扩张和中国模仿西方发展高标准的市场对他们经营成本的提高。第二部分是“戴小帽子”的私营企业主即个体大户，占个体户的1－2%，大约三百多万户。。第三部分是“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主，即假国营与假股份制真私营的企业主。比如中关村，很多企业都是以校办企业名义注册的，这部分还难以统计出来。私营企业主是复新阶层的第二个层次，目前私营企业主还不能称为资产阶级。首先是因为他们还非常复杂。留职停薪的“两栖人”和最近出现的“一家两制”等新形式的出现使阶级、阶层的界限还不清楚。作为阶级的意识还不清晰。另一方面我们结束阶级斗争的历史还很短，提资产阶级还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复新阶层里面还有比例极少的一部分，它们包括：游民、娼妓、乞丐、食利阶层等。第四类是交叉过渡阶层，包括：大学生、军人、失业者等，他们现在所处的地位只是一种过渡。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各阶级的关系。首先是矛盾的和消极的一面：包括1.各低收入阶层和各高收入阶层的矛盾，比如政府廉租房建设体现出来这种矛盾，新闻媒体不要太渲染。2.各低收入阶层与党和政府的矛盾熏主要是政府资金调度对他们的需要的满足问题。3.各高收入阶层与党和政府的矛盾。主要是减税问题。4.各低收入阶级阶层间的矛盾，主要是城市化过程中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与城市低端的劳动力之间的就业机会冲突。反对农民工进城的主要是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城市化的基本载体不是城市人而是农民特别是农民工。我国政府从2001年底开始对城市化的认识开始正面响应的。
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关系除了矛盾的一面外还存在着积极的一面，即各阶级和阶层都认同现代化。这很可贵，要善于利用好机会，在现代化的旗帜下建立起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稳固的政权。应该对统一战线的概念在新的形式下有更广泛的理解。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和中国共产党的法宝，需要好好的开发。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各阶级和阶层的关系。第一要用非常理性的态度对待各阶级的关系。在研究这类问题时，我自己坚持“四不主义”。第一，“不着急”。不要急于下结论，不冒进的解决问题。第二，“不排队”。要把中国的社会阶层把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分层区别开来。不要把哪个阶级排第一或第二等等。排队不符合现代政治观念。以避免刻意强调阶级排队引起阶级、阶层歧视与激化矛盾。排队容易确定的阶级的高低容易产生阶级歧视。第三，不戴帽。即不用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些大帽子扣社会中的现象。第四，“不挑事”。要珍惜现代化的机遇，保持国家的稳定发展。
党和政府要代表最大多数的利益，将最紧要的社会保障建立起来。由于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所以美国、英国都是联邦政府来抓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作为人类在20世纪在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发明。而且这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逼着资产阶级搞出来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实行的比他们好。
最后想告诉想从政的学理工科的同学们，未来官员的基本职能将是调整社会关系，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的能力是在从事领导工作之前应该掌握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朱光磊：南开大学校党委常委、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转六、七版中缝）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在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政策方面开展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出版多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