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坪坝畔的“自由花”

　　进。校舍虽简陋，而学校的内部愈加充实；学生生活虽艰苦，而研究的精神愈加奋发”。
　　三、“炸弹下长大”的学校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事实上的陪都后，日寇也对这里进行了长期的空袭，妄图通过肆无忌惮的“无差别轰炸”摧毁中国军民抵抗意志，持续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重庆大轰炸”。国立中央大学继续处于敌人炸弹威胁下。
　　1938年第二学期开学时，学校针对防空要求进行了规定：“本学期已于三月十四日正式上课，为避免敌机威胁计，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晚间七时至八时，规定为上课时间”。为什么这么规定上课时间呢？当时日军轰炸重庆是长途飞行，担心天黑之前不能飞回，一般都选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之间进行轰炸。学校为此确定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之间不上课，以确保师生可以安全进行疏散。而到了1940年6月日军对于重庆的轰炸升级时，为了确保同学人身安全，罗家伦校长曾经发布布告宣布：“全校学生于一闻空袭警报，即须避入防空壕内。如违犯此项规则至三次以上者，即开除学籍”。
　　西迁之后，国立中央大学校园虽然远离市区，但校本部仍是多次遭到日寇反复轰炸。其中尤其以1940年夏季为突出。例如———1940年6月27日，日军，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建筑“被毁数十幢”，当时，幸好处于暑假里、学校对于留校师生也已有紧急处置，故师生在此次轰炸里并无死伤。“但教职员住家被炸后，情形非常苦痛”。紧接着6月28日日机又再次向校园投弹。到了6月29日，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日军航空兵“再度在中央大学校投弹甚多，该校办公处、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被毁，幸师生均无死伤”。
　　而这样的轰炸仅仅过去五天，1940年7月4日校园又一次在日寇轰炸里遭受了严重损失。当时报纸曾经报道：“日轰炸机两队，每队约四十架，于今日下午三时，又飞入渝市上空猛炸。中央大学损失甚巨”。
　　身处“重庆大轰炸”之中的陪都，国立中央大学师生没有被日寇嚣张气焰吓倒。学校各项建设一直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
　　罗家伦校长1941年6月为此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开头一句即是“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这句豪迈话语，指出了全校师生心底的民族精神，是国立中央大学可以在“炸弹下长大”的思想根源。西迁之后的国立中央大学，在大后方成为了全国办学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为齐全，系科划分最细的大学。大后方办学时期，重庆沙坪坝本部，以及设立于重庆柏溪的分校、设立于成都华西坝的医学院和农学院畜牧兽医系都成为了快速发展的校园。到1941年，国立中央大学开设课程已经从内迁之前的524种发展为829种。
　　全面抗战期间大后方各高校人才培养上，国立中央大学也成为佼佼者。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5月举办的各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为一年级基础知识竞试；乙组为二、三年级专业知识竞试；丙组为毕业生论文竞试）之中，中央大学又囊括了甲、乙、丙三组团体总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奖。并且学业竞试里有14名同学被奖励，占奖励人数十分之一。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之中录取329人，其中有62人是国立中央大学学生，约为五分之一。
　　这样享有盛誉的办学业绩，也让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全国中学生“心向往之”的地方。1941年出版的大学介绍类书籍《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里面记载了一个惊人的记录：“近两三年来的统一招生里第一志愿填在中央大学的竟达到过占全人数的三分之二”。
　　抗战期间，香港大学校長施乐诗(D.J.Sloss)曾经到重庆参观。他其后通过广播继续聊英文讲话回顾这段见闻时，特地说到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与学生皆非常愉快健康，若辈乃新时代之各种建设人才，经此艰苦锻炼，其质量之优良，可想而知”。而此时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受着“艰苦锻炼”的各位学子们，心中其实怀着收复失地的远大理想，一直遥望着南京四牌楼校区。
　　日后成为著名古典文学家的金启华，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读书期间曾经写下了一段遥望南京校园的话。这里也用作本文的结语：“我们在兴奋着，我们在努力着，我们在期待着，我们最后是要向东去，向南京去，向成贤街去。收回我们的南京，收回我们的中央大学，建设更崭新的南京，建设更崭新的中央大学。我们的校址，永久是在南京，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