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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在重庆松林坡的校区是没有围墙的，根据大哥的回忆，经常有小偷光顾，只要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都偷，甚至偷到了校长办公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把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管控物资、学校电线杆上的电线剪下来卖钱，学校为此头痛不已。从1943年2月到1944年8月，蒋介石担任了一年半时间的中央大学校长，虽然他不去管理具体的事务，但是却把学校的校警全部换成了对他忠心耿耿、荷枪实弹的宪兵。白天，发现小偷就鸣枪示警，逮到小偷就拳打脚踢，有个砖混的房间，门窗都用铁栅栏隔起来，像个牢房一样，是专门关押小偷的；夜晚，发现小偷举枪就打，像打鸟一样，一枪一个，经常有小偷被打死，被打死的小偷被抛弃在路边盖上草席，过了几天才被拖走。哥哥姐姐们上学路过，经常看到被枪打死的人，在战时的重庆每天都有死人，看到这种惨状，时间长了大家竟习以为常了，哥姐们就从草席上跨过去上学。
中大师生们的物质生活虽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经常举办音乐、美术、戏剧、体育等的课外活动，父亲最热爱的体育运动是长跑和足球，他经常在重庆大学体育场观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学生组织的足球比赛，不断为双方的精彩表现鼓掌加油。
1944年，有一天，哥哥姐姐们上学去，在中大松林坡校园里，发现有几个学生被扒光了上衣捆绑在路边的树上，旁边有人拿棍子看着，被绑的学生们并不屈服，高声呼喊“要民主、反独裁，何罪之有!”路过的师生们议论纷纷，个个摇头叹息。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家里显得怒气冲冲，连声说道：“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竟把学生绑在树上，这哪是学校呀！”传播知识文化的净土，竟把政治暴力带进校园，多少年以后，父亲仍愤愤不平。
为了抗战，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纷纷节衣缩食，甚至变卖衣物、书籍和珍贵的纪念品，以全部所得踊跃献金支援抗战，父亲也义无反顾，克服家中人口多的困难积极捐款。
我们家在重庆期间，又添了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共七个孩子。因重庆到处都是山路，交通极不方便，通讯也很落后，母亲快临产时，叫车已经来不及了，其中三姐和四姐（家中排行老四、老五），都是父亲亲自接生的。如今两个姐姐提起这事，都难掩激动的心情。
抗战期间，重庆有个童子军，穿着统一的服装，跟着老师走街串巷宣传抗日，瘦小的身影不顾安危，或奔赴前线，或服务后方。爸爸就给大哥取小名叫“子军”，教育孩子从小不当亡国奴，走抗日之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9月3日，重庆陷入狂欢。人们从家中、工厂、学校纷纷冲出来，跑向每一条街道，街上鼓声齐作，拥挤不堪，马路上时时为之堵塞。沿街市民对游行队伍狂呼不已，许多人爬上屋顶和窗上振臂狂呼。
入夜，更是热闹，市民都涌上街头，全市灯火辉煌，爆竹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万人空巷。
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师生们也自发地联合组织了游行，他们拉着横幅、举着标语，排着一路纵队，声势浩荡地向城里进发。中大艺术学院的学生们还一路自编自演着抗战活报剧：前面有几个学生装扮成穿着军服的日本兵，脸上涂着油彩，双手高高举起假木枪投降，走一段路还要跪在地上磕头谢罪，后面的学生齐声呼喊着口号。据说扮演日本兵的学生可惨了，沿途不断有市民拿东西砸他们，围观的市民纷纷喊“打！”
到了晚上，学生宿舍里的学生拿起自己的脸盆，用小木棍不停地敲起来，有的男生甚至脱掉上衣，用红颜料写上“胜利”二字，老教授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到处是呐喊声、欢笑声，校园里通宵不眠，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
父亲那天精神特别好，叫子女给他买酒去，说是要好好庆祝一下，但是那一天，原来卖酒的所有商铺竟无酒可卖，说是早就被人买光了，大家都在尽情地庆祝抗战的胜利。
抗战期间，在重庆的中央大学，罗家伦、顾孟馀、蒋介石、顾毓琇、吴有训先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父亲执着的敬业精神都得到了几任校长的充分肯定，职务也从畜牧场长、勤务股长，一直升任到总务长。
虽然我们全家离开四川多年，但是哥姐们至今仍会说一口地道的重庆方言，重庆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我们全家与中大、与重庆、与抗战年代，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不解之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