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论海洋中国的北进

　　本报讯 10月24晚，香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先生作客我校人文大讲座，在九龙湖校区图书馆润良报告厅发表主题为《海洋中国的北进》的精彩演讲。此次演讲是由我校团委和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主办的庆祝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系列名家高层演讲活动之一。
　　从学者到电视人，从公共知识分子到散文作者，梁文道先生打通了从方寸书斋到大千世界的通路。他既有传媒的敏锐，又有社会学家的通透，更有难得的跨界思维和换位思考，文字优美、观点独到，知识面超宽，既关注社会又保持距离，是与现代传媒水乳交融的新知识分子的代表。此次梁先生在我校《海洋中国的北进》的演讲同样让聆听讲座的数百名东大学子受益匪浅。
　　梁文道先生在讲座伊始，谈起自己与东大的渊源，原来，他的两位师公唐君毅和方东美先生都曾任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他还饶有兴致地说起从其他老师那里听到两位大师讲课的趣事，比如唐君毅教授兴高采烈地讲完课后总是留下从未打开的几本课本和一地烟头，方东美教授讲柏拉图的理想国课程时因看到在座有一位美国留学生，便将整堂课演变为对西方文化以及那位美国同学的谴责。
　　梁先生在亲切的开场白之后，便精彩展开演讲主题———海洋中国的北进，他从海洋中国这一概念的释义切入主题，将海洋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娓娓道来，尤其提出辛亥革命是南方海洋中国的北进这一观点。
　　对于海洋中国，梁先生说，这是一个他近几年不断地构想的发展中的概念，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厦门、泉漳、台北、台南、潮汕、梅县、珠三角、港澳、海南、马尼拉、河内、芽庄、会安、吉隆坡、新加坡、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泗水、万隆，然后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区和港埠。他从在南洋看到的邱公祠————个家族祠堂说起，讲到中国很多传统文化的精髓都在海外传承。
　　循海洋中国这一概念，梁先生逐渐切入讲座的主题，中国不只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内陆文明，而是向来有蓝色文明，即在南方的海洋中国，但长期被我们漠视和边缘化，直到十九世纪出现了新的转机，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他说，华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种族，在南方的海洋上有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世界，很早便想到建立一种新的平等民主的国家。中国人总以为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误认为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重点与海洋相违背，梁先生如是说。
　　对于南方海洋中国的产生历史，梁先生给予了详尽的分析。他说，闽南人因为不适宜农耕的地形和处在边陲地区考取功名希望渺茫，于是“上不去”的福建长乐等沿海地区的居民便开始了一批接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偷渡，今天的四百多万南洋华人就是这样一代代偷渡的结果，这些从来就被中央王朝敌视的福建广东两省出海讨生活的百姓在海上以码头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囊括了前面所提大南洋涵盖的所有地区。
　　南方海洋中国产生以后，便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先生继续阐述着。在明朝时，银本位的明政府偷偷摸摸地默许由西班牙人占领的澳门的贸易往来，以此用瓷器丝绸等获取白银，从日本江户和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银矿出产的白银沿着三条漫长的航线被运到澳门，因此造成了日本西班牙的强大和银矿中印第安人的惨死与黑奴贸易。“中国早在明朝就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为何还总认为自己的文明是大陆文明呢？”梁先生如此反问。继而，梁先生讲到海洋中国的人们习惯于异族，他们周旋于日本、占婆、暹罗，以至于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法国等西方各殖民帝国之间，灵活机变。今天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其创办人皆为缅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陆佑堂”纪念的是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厦门大学创办人则是新加坡的陈嘉庚，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在历史上习惯了多元文化的海外华人比北方的内陆人更容易受到新的不同文化和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懂得民族，懂得我们都是中国人是统一体的人，同时，他们也最早看清西方各国的强大不是在于船坚炮利，而是他们先进的民族思想和共和政体。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革命经费有八成来自海外华人，有的爱国华人捐献经费几乎到倾家荡产，辛亥革命中华侨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之母”，他们用一种革命的方法，从东南沿海通过江浙将共和思想、民族思想、立宪精神一点点向北渗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先生抛出一个重要观点：辛亥革命是思潮的北进，行动的北进，财政的北进，是南方海洋中国的北进。
　　“我们比我们以为的要大，要深”，梁文道先生最后借回答一位学生关于汉字的问题时以这样富有深意的回答结束了讲座。
　　梁先生的讲座让人耳目一新，通过一个“海洋中国”，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以为的文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他幽默、犀利的演讲风格，以及渗透于字句中的渊博和谦恭令人深深折服，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洋溢着同学们对梁先生真挚的崇敬和无限的景仰。（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