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未泯国魂不灭———抗战烽火里的中大师生

　　战争，无论之于国 家、民族，还是之于广 大的普通民众，都意味 着太多的磨难与伤痛， 尤其历时八年的抗日 战争，更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 烙印。幸运的是，在那 个炮火纷飞的岁月里， 曾有无数的革命先烈 前赴后继，为了民族、 国家抛洒热血，谱写出 了一部恢弘壮丽的英 雄史诗。先烈的故事被 讴歌赞颂、口耳相传， 于抗战中付诸努力的 普通民众，则常被简写 为一个集合名词，暗藏 于历史的细枝末梢之 间。当我们从尘封的故 纸堆中重新翻检，从身 边老人的记忆中细细 追寻，历史的面貌有了 更为生动鲜活的展现。 在那些风雨如磐的日 子中，中国的最高学府 中央大学曾有着这样 一群简朴诚挚的师生， 他们坚信 “文心未泯， 国魂不灭”，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诠释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
　　运筹西迁，续存文脉
中央大学在民国高校中院系最多、学 科最全、规模最大，可谓当之无愧的最高学 府。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腾起的硝烟打 破了中大“玫瑰色的大学之梦”，本应运往 蓝图石子岗校址的数千个大木箱，不得不 跋涉转往数千里之遥的山城重庆。
　　中央大学的西迁有条不紊、极为彻底，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国立大学应有之实，是 战时高校内迁的成功典范。在西南的八年 中，中央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于战后一 跃而为亚洲第一学府，居于世界大学前列， 很大限度上归功于内迁的成功。
　　内迁奇迹之所以可能，有赖于校长罗 家伦的准确决策、高效干练的筹措谋划，以 及师生员工高度负责地辛勤奔波。在罗家 伦的领导下，马洗繁、吴干、王书林、蔡翘等 四处寻觅校址，落实迁校事宜。几经奔波， 最终决议将中大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迁 往成都。原素欣和戴居正立刻前往重庆，协 助马洗繁主持沙坪坝校舍建设。
　　筹建校舍的同时，迁校也在积极进行之 中。马吴二人积极接洽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 孚，商议装运事宜，民生公司将运送军队所 余运能尽付提供中央大学，还根据所需临时 改造了轮船底层。10 月，在各系主任的组织 带领下，一千九百余箱图书仪器、四千余名 中大师生及员工家属先后运抵重庆。
　　11 月初，除医学院另迁成都外，其他 文、理、法、农、工、教育六个学院四十多个 系科、千余名由宁迁渝的莘莘学子于沙坪 坝再续弦歌。抗战内迁的高校里，以中央大 学迁校“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 整”，在嘉陵江边“自成小小格局”，存续了 中华文脉，可谓弦歌不辍。内迁后，中央大 学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 校园正常秩序，并极大地调动了师生抗战 精神，迎来了中大发展壮大的新高潮。
　　抗日救亡、关心国事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 之谓也”，中央大学的辉煌，不仅仅在优雅 的广厦重楼，更在其“灵魂”———勇毅博学 的可敬师长。他们忧国忧民，于平凡处为非 凡之事，将一腔热血交付于国家民族，交付 与正义真理。
　　1937 年日寇全面侵华，中央大学西迁 重庆，王伯沆因患中风未能随校迁移，生活 陷入困境，唯有变卖藏书维持生计。当得知 书商系为汉奸陈群收购，王伯沆大为震怒， 坚决不卖，并将已卖出的书退款收回。南京 大屠杀期间，王伯沆与夫人退居难民区，面 临闯入日军凛然自持、毫不示弱，以一身忠 贞傲骨，坚守着伟大的民族气节。
　　舆论宣传是鼓舞人心、宣传日本侵略 暴行的重要工具。1937 年10 月，前中大文 学院长梅光迪发表 《言论界之新使命》一 文，呼吁言论界阐扬我国历史上奋力反抗 外来侵略之斗争传统，恢复民族自信力，团 结起来，以实现抗战之胜利。11 月，他又著 《斥伪教育》，痛斥天津日伪组织推行奴化 教育，妄图使中国民众充当日本侵略者顺 民之罪恶行径。
　　史学系金毓黻教授则“俯仰一室，追述 故乡往事”。任教中大期间，他开设东北史课 程，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了东北历史，并唤起 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并激励他们收复故 土。他在《东北通史·上编》的总论中，对“东 北”进行了详尽解释：“今辽宁、吉林、黑龙 江、热河四省……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 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有力地 抨击了日本史学家称东北为满洲之谬论。
　　中大艺术系还出现了一位爱国画家张 书旂。1939 年，国民政府特请他作 《百鸽 图》，作为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连任礼 品。张书旂先生热爱和平，敬佩反法西斯战 士。他还曾绘《云霄一羽图》赠送丘吉尔，并 送给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两幅神鹰图， 盛赞其突出功绩。张书旂先生尤为崇敬爱 国志士，1940 年，张自忠将军在武汉保卫战 壮烈牺牲，他特在重庆举行画展，募集“张 自忠将军奖学金”。1941 年，张书旂以外交 使者身份前赴美国，将画展义卖的4 万美 元资金源源不断地寄回国，支援抗战。
　　传道授业、教育救国
国难当头，罗家伦对于大学之精神有 了更深的理解。早在九一八事变时，罗家伦 曾向全校师生作 《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 讲，提出“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 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担负 起特殊的使命，即：“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 民族文化。”
　　抗战期间，大学使命的意义加入了教育 救国的理念，“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 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对着的是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而中大内迁的意义正 是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完全摧 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梳理一后方技术 训练机关打算”。在教育救国理念的指引下， 众多中大教师致力教学、科研、推广、著述， 于祖国的西南隅安放下一张张宁静的书桌， 在炸弹的威胁中创造了一方学术净土。
　　中央大学教师爱生敬业，教学认真，一 丝不苟。如理学院生物系教授陈义一人肩 挑多门课程教学，所授课程内容充实，深入 浅出，深受学生欢迎。水利系谢家泽教授为 了保证授课，呕心沥血自编或自译教材，甚 至靠抄黑板来“顶替”。
　　以战时支持和民生需求为选题，中大 教师取得了很多利国利民的科研成果，对 抗战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与抗战直接相 关的，如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朱炳海的 《军事气象学大纲》、孟心如的 《毒气与防 御》和《化学战》等著作。西南独特的地理环 境还为农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 究环境，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如刘庆云的 “螟害问题”研究、邹钟琳的“小麦育种”研 究、陈之常的“畜病防疫”研究。此外，还有 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戈定邦的“新疆 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下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