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熊庆来先生

杨乐题：数学先驱 风范长存

　　今年7月30日，熊庆来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校党委书记左惟为杨乐院士颁发熊庆来班“荣誉导师”聘书

　　1978年，熊庆来骨灰安放仪式由童弟

1979年底，山西出版社筹划出版一本书，纪念已故的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当时他们想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恰逢我和张广厚同志在美国访问，信息没有及时送达。半年后返回北京，才得悉此事。我研究工作较忙，同时才疏笔拙，通常对于报纸杂志约稿总希望婉言谢绝，但是纪念熊庆来先生的文章没有写，却成了我的一件心事。最近《知识》杂志约稿，内容不限，于是我立即想到写一篇文章，记述我和熊先生相处几年里的一些事情，作为纪念。

顽强的精神  惊人的毅力

我和张广厚同志于1962年考入数学研究所，成为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已是古稀之年，并且1951年初在巴黎时曾患脑溢血致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步履艰难。然而我们到所后不久，他便组织我们举办讨论班，报告亚纯函数的基本理论。

数学所距熊先生的家稍远，且位于四五层楼上。由于熊先生坚持每次讨论班都要亲自参加，所以我们在离他家较近的福利楼二层(当时科学院的工会俱乐部)商借一个房间充当教室。有时找不到车辆，熊先生便步行前往。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段距离七八分钟就可以走完，可是熊先生迈着艰难的步伐要走上四五十分钟，上、下楼更是费劲，几乎一步一停。我们在旁边搀扶的年轻人都感到很焦急，可是他仍然十分坚定地向前走着。

熊先生的这种顽强的精神与惊人的毅力也表现在他自己的工作中。他20岁时由云南省选送到比利时学习路矿。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辗转经伦敦去巴黎，改习数学。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担任了多年的教授和系主任。可是当他四十岁时仍然决心利用休假的机会再度赴法国从事函数论的研究，并且做出了十分出色的工作，获得法国国家博士的学位。在他半身不遂后的二十年中，一直坚持做研究工作。右手已不能握笔，他就用左手写字，右手勉强帮助压纸，有时用左手非常费力地写了十多行字，压纸的右手却不慎将纸扯破，但他毫不气馁，又重新写起。撰写外文稿时，他缓慢地用左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字。就是这样，他依然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

严谨的学风  严格的要求

我到数学所跟随熊先生学了几个月后，在亚纯函数的重值上有些心得和体会，便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写成文稿，送熊先生审阅。审完后，熊先生笑呵呵地拿出一束讲稿。原来他一年前曾在北京崇文门旅馆举行的函数论会议上报告过一项研究工作，那次报告内容与我文章中有一部分讨论的问题相同。崇文门会议时，我还在北大学习，而且适值寒假返回江苏，没有能去听讲。熊先生一再说明我得到的结果比他精密，方法也不相同。此后，熊先生改进了他的结果与方法，撰写成论文发表在1963年的《中国科学》上。就在这篇论文里，他三处提到我对他这项研究工作的作用与影响。

熊先生是我国数学界的元老，而我则是刚刚踏上征途的新兵。即使仅以年龄而论，他也比我大了四十七八岁，然而在和我相处时他依然是那样谦逊。在学术上，他对别人的任何一点作用都认真地予以肯定，而对自己却要求很严格，这给我很深刻的教育，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熊先生对我们的学习与研究，要求十分严格。例如，当我撰写亚纯函数第一篇论文时，已写成文稿，熊先生审阅后对于所得的结果比较满意，但是希望我能举出具体例子说明定理的结论是精确的。近代数学发展得十分抽象，理论也很深奥，要举出实例有时是相当困难的。当熊先生刚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简直感到束手无策，憋了好几天。如果不是老师的明确要求，作为刚开始学习做研究工作的我来说，也许坚持不下来。经过反复的分析、思考，终于举出适当的例子，对定理作了圆满的说明。

过去法国很多数学家在函数值分布论上有卓越的贡献，许多论文都是用法文撰写的。1963年春天，熊先生要我将一项工作写成法文发表。这对我是一个难题。我在大学里仅读过一学期法文，经过努力勉强能读法文的数学文章，可是距离自己用法文书写还很远。撰写时，几乎每句话都费了一番斟酌：语法上有无错误？是否符合习惯用法？有时还去查阅法国学者的论文，看他们是怎样陈述的。一连几个星期，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初稿写成。在这个过程里，熊先生一直热情地鼓励我，最后又十分仔细地批阅，每一页文稿上都作了好几处的批改。作为用左手写字的老师，他该是花费了多大的功夫啊!

当我们用中文撰写论文时，熊先生也是要求非常严格，并作认真的批改。他主张用文言与白话相结合的方式撰写学术论文，以达到陈述精练的目的。他认为完全用文言撰写太“硬”，读起来费力；纯粹用白话又太“软”不够简练，在熊先生的长期熏陶下，我们逐渐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每次撰写数学论文，从初稿到定稿总要认真修改三四遍，力求数学的表达方式达到完善的地步。

倡导学术活动  促进学术交流

熊先生十分重视开展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气氛。在他的热情倡导下，北京地区从事复变函数论研究工作的同志每两周在他家里聚会一次，举办讨论班。这个讨论班曾持续多年，一直到十年浩劫前夕才告中断。讨论班里除熊先生外有庄圻泰，范会国、赵进义等好几位老教授，有中年的讲师、副教授，也有年轻的助教、研究生，济济一堂，切磋学术。从熊先生算起，已经是师生四代，可称得上是“数学上的四世同堂”。

这个讨论班对学术交流起了良好作用。中青年同志常常在讨论班上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上的新进展；老教授们都听得非常认真、仔细，有时还提出问题，发表评论。报告结束后，熊先生、庄先生等经常要讲述一些研究问题的起源、历史背景，这些往往是书籍、论文里难以找到的东西。大家也借这个机会交流近况，互通消息。

在熊先生的积极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几年间曾经举行过四次全国性的或北京地区的函数论会议。他每次都认真准备，积极参加，并向会议提交学术论文。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63年在前门饭店举行的函数论会议上，他曾作了长篇发言，阐述了对于数学教育的看法，对教育改革中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平时熊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待人和蔼，而这次发言又使我看到他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姑息迁就，对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切。

辛勤培育  硕果累累

熊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有巨大的贡献，很多杰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都曾经得到过他的辛勤培育和帮助。

我国卓越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早年为熊先生所器重和培养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佳话。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熊先生还常常赞扬华罗庚教授为我国数学界起了带头作用，是一员冲锋陷阵的勇将与猛将。

熊先生常常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东南大学执教时，采用法文书籍和讲义，当时的学生中有后来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严先生由东南大学毕业后赴法深造，他的学术水平和法语程度都很高。由此开始，法国才承认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

熊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也为海外所熟悉。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法国《世界报》曾载文评述，谈起钱三强教授的贡献，其中并特别提到钱先生为熊庆来先生的学生。

记得当时每逢春节或其他重要节日，在熊先生家里常常能碰到他的学生来看望他，其中很多人是白发苍苍、誉满中外的学者。每当召开人大、政协或其他学术会议时，熊先生在外地的许多学生也借来京的机会到他家致意问候。

熊先生热忱指导学生，提携后进的精神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当我和张广厚同志跟随他当研究生时，他常常感慨地说:“我已经老了，对你们没有多少具体帮助。但是老马识途，我还愿意给你们领领路。”事实上，熊先生不仅在业务上为我们指引方向，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使我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较快地走向函数值分布论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

这样一位对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在十年浩劫期间也不能幸免。熊先生备受摧残与迫害，于1969年初去世，一直到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夕，中国科学院才有可能为熊先生重新安放骨灰盒，平反昭雪，给予高度评价。

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科学教育事业与培养人才都得到重视，这些正是熊先生生前所盼望的。熊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常在。

本文来源于《熊庆来传》第二版（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原载《知识》1981年4月号)。（张安桥、汤咏芊和肖珺心三位同学根据该书电子版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