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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庆来去世后，他的学生仍十分关心熊庆来夫人。1983年10月2日，严济慈（右一）、华罗庚（左一）前往中关村住所看望熊庆来夫人。
我和迪之结婚是旧式婚姻，我们十六岁就结婚了，当地有一个规矩，在新娘被引进洞房时，新娘要向新郎叩个头，叫“挑水头”，新娘叩了此头后，日后新郎才肯给新娘挑水，叩头之后，新郎还要跨一下新娘的头，这就不清楚有什么说法，总之还是男尊女卑的旧风俗。我当时按旧规矩向迪之叩了一个头，可是他不但没有跨我的头，反而还向我作了揖，亲戚和来宾看了，都赞扬说真有礼貌，我也很感动，心里暗暗生了敬佩之情。
一
我和迪之结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到昆明去读书了，祖母问是不是你们感情不好，迪之说不是，只因读书要紧。
我和迪之结婚的第二年，那时还是清朝时期，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年轻人剪发以示反对清朝，他也受新思想的影响，约了些同学剪发，但外出时戴着有辫子的帽子。在国外留学时，他也专心学业，他写信回来给父亲说：“戏院酒店舞厅男不喜入，谚语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努力读书为要。”并且他认为跳舞就会和外国女朋友要好，就要和她们结婚，丢掉家里的妻子，这是很不道德的。1957年从国外回到祖国以后，虽年老病多（60余岁，又患高血压，半身不遂，糖尿病），他还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一门新的外国语———俄语。他认为研究科学必须多掌握几国文字。
二
迪之在东南大学任教时，创办了算学系，学生都很聪明用功，现在著名的科学家严济慈、赵忠尧、胡坤升都是那时候的学生，当时缺乏教材，他自己编讲义，他编了好多种讲义，我虽然不懂，可是那些名目都记得很清楚，叫微分方程、微积分、高等分析、三角、球面三角、偏微分方程，每种都是油印的一大本。他出的习题很多，学生做得又快，所以不但编讲义的任务大，出习题和改习题的任务也大，当时他又患有严重的痔瘘，在床上趴着工作，每天还要到学校去讲课。系里有个助教名孙唐，因为程度有限，不但不能帮着改习题，而且还做习题来让迪之改，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我也陪着他坐着，替孩子们做鞋织毛衣。我在青年会学会了打毛线、做鸡蛋糕，还学了一点英语。
迪之埋头工作从不为家务分心，我也不让他为此操心，当他第一次出国留学时，我在封建大家庭中要做很繁重的家务，做很多人的饭菜还要喂猪，但家庭不给零用钱，连做衣服的钱都不给，我只好在把大家庭的事做完后，晚上替人家剥花生米，用砖头碾破花生壳可剥得很快，每晚可以剥一斗，换来的钱买布做衣服给孩子和我自己穿，衣服也是我自己做。孩子发高烧生病没钱请医生买药治病，当地有个土办法：捉五个蟑螂（有翅、黄色的那种蟑螂，不要无翅花色的），去掉头、翅、腿、内脏，只要胸部的肉，再放三片生姜在一起煮水给孩子喝，出一身汗，第二天就退烧了，病就好了，倒很有效。
三
我的祖父是举人（姜小峰），父亲（姜元英）是廪生，可算书香之家，但是对女儿的教育并不关心，大概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我未结婚之前，认得的字很少，连我姓的“姜”字都不认得。结婚后，迪之认真地教我认字、写字，后来会看小说，能自己给迪之写信。不过学习的时间不多，又很短。婆家是个大家庭，有太婆、公婆、伯父婆、有丈夫的兄、弟、妹、侄子、侄女一家二十多人。
大家庭的家务很重，迪之在法国留学，我偷空写信，一封信要写好几天，不会写的字得问人，也是很困难的。迪之去法国的第二年，公公便娶了一个品质恶劣的妾，婆婆忠厚软弱，小辈媳妇不但辛苦不堪，还要挨骂受气。迪之离家八年，他回家先接我到昆明，几个月后去南京，算过了三年幸福的日子，不过这三年也不是无忧无虑的。
当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曾患肋膜炎住院，因为医院条件差，所以我每天把做好的饭菜送给他吃，我自己吃医院的菜饭，早上送牛奶面包给他，我吃医院的稀饭、咸菜，然后我回家买菜做饭喂孩子吃奶，中午又做了合口的菜饭送到医院给他，我又吃医院的饭，晚上也是如此。在他病未出危险期时，需要我陪他住在医院里，当时夏天蚊子很多，医院没有蚊帐，我就把家里的蚊帐给他用，自己只好让蚊子叮。
迪之第二次出国深造，家里一切事务都由我一人承担起来，那时大儿子在清华大学念书，二儿子他带到法国，另外三个小的孩子由我带到南京去住，这两年迪之在法国得了国家博士学位，代价很不小，他有教授的薪水，在当时是很高的，在法国的第一年可以享受休假的半薪待遇，但是第二年就没有了，他在国外带着一个孩子，花费不小。
我住到南京，因为在南京我们有点平房，可以收房租金50多元，补贴生活，我每月寄30元到北京供给大儿子和他的五弟 （在崇实中学念书）上学。我依靠剩余的20多元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我们生活非常节省，顶多买点牛肉给孩子吃，我在门前种点瓜豆、蔬菜。三个孩子曾轮流生病，七岁的女儿患白喉发烧到40℃，去了几个医院，都不肯收了，只好我自己医，正好有一亲戚告诉我说：“你给她擦薄荷锭在喉咙上，每天擦三次就可治好。”我就用这方法，果然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我们另外两个孪生孩子同时上吐下泻，我昼夜守护着他们，熬得精疲力竭，其中一个孩子由上吐下泻转为伤寒病，诊断迟了，最后请一名医夜里来出诊，次出诊费是14元“大头”，这医生说孩子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这孩子很聪明，我买了些看图识字挂在墙上，教他的孪生弟弟学，因他病未好没有教他，但弟弟还不会，他在旁边已学会了，不幸夭折时他才四岁。我不敢写信告诉迪之，他正在巴黎，我怕这消息影响他工作的情绪。好多次家里发生事故，迪之都恰好不在，一切困难都要我一个人想法克服。
四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迪之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每天中午我都得打三、四次电话催他回家吃饭。在云大任校长时，校务已经繁忙，他还每周担任几小时的数学课，这完全是尽义务，没有额外报酬。因为他觉得学生的数学程度低，他要尽可能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
他第三次到法国，住了八年。生活艰苦，又患半身不遂，就在这情况下他继续做数学研究工作，有不少成绩。我在国内，因迪之的父亲在家给些田地，我被认为是地主，押回老家关在间黑屋子里，很经受了些苦难和惊骇。1957年他回到祖国的怀抱，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万分兴奋，作了不少的诗和文章来歌颂新中国。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我坐在他旁边见到他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高兴地说：“我国也有原子弹了！”
迪之虽半身不遂，仍孜孜不倦地用左手写论文，刻苦钻研数学、辛勤培养学生。在他已是七十高龄的时候，还接收了两名研究生———杨乐和张广厚。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培养的两名学生。因他年老有病，领导照顾他在家里工作。每天吃过早饭他就伏在桌上工作，下午晚上也是如此，自觉地、积极地工作。在文革中，虽受了不少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怨言，总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直到临终前这天在他写的一个检查中，他还表示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夫妇生活几十年，一直相敬如宾，和睦相处。迪之离开人世已十一年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注：熊庆来 字迪之
本文来源于《熊庆来传》第二版（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文章写于1980年)。
（张安桥、汤咏芊和肖珺心三位同学根据该书电子版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