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有这么一位教育家和科学家的爷爷而骄傲

我是熊庆来爷爷长子熊秉信的三女儿。我的爷爷熊庆来出生在云南省弥勒市朋普镇息宰村(现庆来村）。他和奶奶姜菊缘育有六个子女，除四叔（秉哲）幼年在南京因病夭折外，个个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我的父亲熊秉信是家里的长子，是我国知名的地质矿床学家。熊秉明二叔是国际著名学者、雕塑家；熊秉慧孃孃是一位特级教师；熊秉衡五叔，教授，知名物理学专家和激光专家，昆明理工大学激光研究所原所长、荣誉所长，中国全息协会顾问；熊秉群小叔，教授，中国通信学会名誉理事、会士。知名电信专家，原邮电部教育司司长，邮电科学院研究院院长、大唐电信公司总裁。

辛亥革命伊始，爷爷考取蔡锷先生督军云南时的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比利时选习矿学，以期为开发有色金属王国的云南家乡作出贡献。1914年欧战爆发，比利时的矿校关闭，爷爷又转赴法国准备投考法国的矿校，之后法国的矿校也关闭了。这一时期，爷爷选读了算学课程，同时他还照顾着罹患肺病的丽江籍同学李汝哲 （赴欧考试第一名，爷爷为第三名），爷爷不幸被传染了，后虽经治疗康复，但体质已不如出国前，于是对留学专业作了调整，专攻数、理、化和天文学诸科，“庶归国较有益于社会”，终获硕士学位。爷爷原计划再留法两年，以便深造，日后报国更能胜任。但云南教育当局致函力促爷爷回国参与筹办东陆大学（云南大学的前身）遂于1921年春回国向省府报到。同年，接任蔡锷先生督军云南省府并倡议创办东陆大学的唐继尧被 “倒唐风波”逼走香港，大学筹办之事搁浅。同年底，爷爷经何鲁先生推荐，应南京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的聘请，到东大赴任算学系主任兼教授，从此开启了爷爷践行教书育人、科学救国的人生旅程第一站。

若干年后，爷爷受云南省府和家乡父老乡亲之嘱，选习矿学的夙愿，遂由长子熊秉信继承了。

我们的父亲熊秉信1936年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后，1941年到锡都———云南省个旧市云南锡业公司和所属308队工作。1963年调入冶金部西南地质勘探公司 （昆明）工作。为我国的锡矿工业和地质勘探工作的建设和发展，“踏遍青山人未老，开发矿业献终身”于1974年61岁时英年早逝。

1962年，父亲作为中国政府援助越南的地质专家组长，获得了胡志明金质奖章，回国后，父亲因工作调动，我们全家回到了昆明。

我们对爷爷的了解，都是通过父辈的讲述获得的。30年前，在爷爷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期间，拜读了熊秉明二叔的“忆父亲”一文，我才更进一步地了解了爷爷。

秉明二叔说，“若要简明扼要地用两个词来描写他的性格，那就是‘平实、诚笃’”。爷爷对子女从不训斥，教训。但常常告诫，做事不要心急，慢慢想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一条告诫，我一直在受用着，并伴随我渡过了人生中的重重难关。爷爷厌恶浮夸虚饰，在把笔起文稿的时候，很费斟酌。他的要求是文从字顺，精确达意。我因历史原因没有读过大学，但在祖辈、父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自学、充实自己、向长辈看齐，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我于1971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昆明市物资回收公司收过废品、担任过伙食团炊事员、团支部书记（兼职）、车间主任、公司团总支书记。1992年调入昆明国际会展中心餐饮分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任会展中心工会女工委主任。并两次被推荐担任昆明市青年联合委员会委员、昆明市盘龙区第六届、官渡区第七届政协委员。

爷爷并不善言辞，但他要求我们待人接物要讲诚信；生活要艰苦朴素、不允许浪费粮食；工作学习要求上进、能者为师、干一行爱一行。这也是他一贯的为人原则。

爷爷爱恬淡朴素的生活，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许奶奶及子女打牌（麻将）。但这些都不是刻意要做出自律严正的道学家或者清教徒。他热爱生活，奶奶姜菊缘操持家务。家里的烹饪是清淡的家常口味。爷爷的衣着也朴素大方，家里的陈设也没有刻意铺陈。爷爷在云南大学工作时期，还亲自设计了一个书柜，现已捐赠给云南大学熊庆来纪念馆。爷爷工作之余，爱收藏一些字画，但并不苦心搜求。

改革开放后，奶奶将爷爷珍藏的徐悲鸿先生的三幅画，捐赠给北京市博物馆获得的一点酬金，在云南大学设立了“熊庆来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的学生。首届奖学金由奶奶邀请杨振宁先生亲自颁奖。往后几届邀请了陈省身先生和杨乐先生、钱伟长先生等前往云大颁奖，鼓励青年学子努力学习，奋发有为，为祖国建设多出人才，多作贡献。这也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一种精神财富，一种可以代代相承的传统美德。

我们为有这么一位教育家和科学家的爷爷、有这么一位从事艰苦的地质工作的父亲和几位知名的学者、专家的叔叔、孃孃而深感自豪！

（本文根据熊有瑾女士今年7月30日举行的熊庆来先生铜像揭幕典礼的致辞改写。）